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经济萧条，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整天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过日子都必须精打细算，不然到了年底就是一个大窟窿。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就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

我们家兄弟五个，父母在生产队靠劳动挣工分吃饭。一年到头手里非常紧，还好父母辛劳、勤劳、务实，母亲会过日子，一年终了，还能结余十几块钱，已经是很不错了，日子勉强维持下去。家里收入除了挣工分以外，就是从自留园子想办法、打主意，种点芝麻、绿豆之类的经济作物，卖了补贴家用，以此维持拮据的生活。再养几只鸡、喂一两头猪，卖鸡蛋、猪肉换几个钱，准备开学学生报名费。

我上小学时候经常随父亲进城卖鸡蛋，几十个鸡蛋卖到天黑才回来，来回三十公里左右路程，全靠两条腿走，当时路没有现在这么好，从家里走小路，后河沟、胡家梁、汪岭、张滩、张小，过黄洋河、枣园子、巴山厂、金堂寺、油坊街、东关、大桥头、城门洞子，一天时间和父亲几乎转完安康城。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父亲又精于算账，卖个鸡蛋总要讨价还价，少一厘都不卖。记得鸡蛋从五分，逐渐涨到最后一毛多钱，每次都要争几分几厘，少了是坚决不卖的。当时上小学，五分钱一张油光纸，可以裁三十二开作业本，铅笔都是2分、五分钱一根，可以想象当时人们买东西，几厘钱为何都要争，五厘钱都会四舍五入一分的，绝不能少给的。我想起来那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和父亲上街卖东西，几乎很少会得到犒劳，大部分时间是落两条硬腿；犒劳也只是像夏天一根冰棍儿，冬天一根油条或者一根麻花，吃饭是不可能的，冰棍、油条或者麻花都已经是够奢侈的、浪费的了，相当于现在的肯德基、德克士。早上在家，母亲烙馍吃的饭，我父亲喜欢吃烙馍炕干脆，吃起来香，晚上才回来，正所谓：一天一趟街，不黑不回来的流行语。

有时候父亲担着绿豆、芝麻进城卖，也要把安康城转个遍，才朝回走，自留园子的蒜苔出来了，抽了蒜苔，晚上捆好放在水缸里泡一夜，防止干了，第二天用塑料纸包裹好，进城卖。在那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父母为了生存、为了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分厘钱都是从指甲缝、牙缝里扣挤出来的，那时生活真的太清贫、清苦了。一年到头新衣服很难买上一身，过年孩子们都是一身新衣服，自己却是洗了又穿、穿了又补的旧衣服。农民那时真的没有多少盼头，“年年盼的年年富，年年穿的破洞裤。”这是当时老百姓的真实写照。进九以后，家里喂的猪也差不多能杀了，不杀不行，红苕吃完了，没有啥喂的。过年要用钱，正月十五过后孩子上学要报名费。杀猪猪肉全部卖完，只留下猪下水，有人打招呼留猪肉，没有现钱欠账的，但是提前说好，正月十五前必须付清，学费指望这钱，一般一斤肉就七、八毛钱，学费两块钱。给杀猪匠走时送两斤多肉，一般是二斤半左右，不会超过二斤七两，作为杀猪匠的工钱。另外，国家收两元的屠宰税，必须缴的，门跟前留完，剩下的猪肉，砍成肉条标上肉码，担进城卖，这一卖，又是一天时间，有时担中肉未尽，只得挑回来。那时的日子，不是奋斗出来的，而是精打细算凑合出来的，再艰苦的日子，还得继续。

和父亲一起上了几次街，没什么好处，有些失望，落下两头不见天的硬腿之后，也没有甜头，渐渐的也不愿意和父亲一起上街。上初中、高中后更没有和父亲一起上过街卖东西，父亲却一直上街卖家中的农副产品，兑换人民币，改变家中的经济条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有了，有更多农副产品卖，像粮食、绿豆、芝麻、红苕粉条、莲藕等等，父亲不再挑担子去卖了，我们兄弟长大成人，骑自行车进城卖，不再靠两条腿走路，三个小时就可以往返。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父亲年事已高，家中农活几乎没有人干，庄稼荒着，没有农副产品可以卖了。于是，又从城里买生活日常必需品、粮食朝回运，不再肩挑背扛，而是靠车运，来回不在走路，经济发达了、生活条件好了，一切都方便快捷。

上街，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它留在时间的记忆里，偶尔回味一下，别是一番趣味滋味上心头。上街的那条路早已经被人们淡忘，没有人再走了，在我的记忆里却是那么深刻、难忘！（汉滨初中教师 刘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