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0日我从原迎丰公社一名半脱产青年团专干，走进了石泉县公安局大门，成了一名正式的公安人员。

我很羡慕警察。清楚地记得1976年夏天，我在县城开会，看到城关派出所的民警穿一身上白下蓝的警服，头戴大盖帽，挺胸昂头从街上走过，把我的眼球吸引着，从看见到背影消失，几乎没眨眼，感到警察威武、神奇、自信、优越。暗地想：我要是能当上警察该有多自豪、幸福。想不到第二年春天，不但解决了我低人一等的“半边碗”身份，而且成了一名拿铁饭碗的公安人员。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当一名公安人员。1973年12月底我从池河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了一名返乡知识青年，当时真羡慕那些吃居民粮的同学，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两年就能安排工作，我们这些农村学生不论是学习、体能、品德多优秀，只能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打土洞。不能招工安排工作，只有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挖泥挑土。沮丧、失落的心情难以言表，只有用写日记的方式表达志向。

当时迎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即现在的副镇长职务）沈兰斌下乡住在我家，翻看了我的日记本，感慨地说：这个娃子有志气，日记写的好，字写的好，小伙子也长得漂亮。1984年春节刚过不久，公社来了一个便函通知，让我参加红卫公社整组（即整顿基层党支部、队委会、民兵、治保、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县上培训三天后就分到红卫公社（现云雾山镇）齐心大队第二生产队驻队。半年后，整组结束本应参加第二期青石公社整组，我回绝了继续整组的安排，而回家乡劳动锻炼。那时缺人才，大队让我担任民兵连副连长、长年基建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刚劳动不久，我们迎兴大队（现迎丰镇弓箭沟村）初级小学缺老师，公社文教组又让我代理教书，教书时我把大队文化室建成全公社的样板室，又组织年轻人排练农业学大寨节目，在公社参加文艺汇演，组织民兵训练队列和刺杀。公社领导觉得我热情、积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1975年3月，把我调到公社担任半脱产共青团专干。半脱产人称“半边碗”，公社每月发18块钱工资，向户籍所在生产队交10块钱，记20个劳动日工分，全劳力每天10分工，我当时虽然个子高，但人瘦体力不足，技能不熟，每个劳动日只有8分，就是半劳力。

清楚的记得1977年3月7日晚，我参加石泉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住在县招待所，因为感冒发烧在床上睡觉，迎丰派出所的冯世文来房间说：“你赶快写一份自传，明天参加体检”。我说：“公社把我上报到县劳动人事局转正，自传写了，身体在迎丰卫生院也检查过了”。冯世文说：“不是一回事，这是公安局招民警，派出所把你推荐了”。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做梦都没想到公安局招人会招到我的头上，确实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翻身起床写自传，当时重感冒也好了七分。很快写好自传交给冯世文，3月8日早在公安局集合准备体检，结果县医院女医生、护士放假。最后联系到池河卫生院体检。参加体检的小伙子有：我、张守早、钟以福（即钟鸣）柯玉庆、余方明、余朝恩、冯毅、王仁林。消防队驾驶员关寅虎开一辆庐山牌消防指挥吉普车，公安局秘书股长高宪忠（后调任省司法厅任党委书记）带队到池河卫生院体检，结果途中在九里十三弯左转弯时与一辆邮政车发生擦挂，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冲出路面，幸被路外三棵大红椿树档住，没有翻下山崖，只有带队的高宪忠和另外两人受了一点轻擦伤，我和其余的人都幸免受伤。体检后让我们回去等候通知，从3月8日到3月19日到公安局报到，这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因为体检了8人，只录取5人，有3人被淘汰。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录取了，心里时时在祈祷一定要保佑我被录取。时时幻想我被录取了，穿着威武漂亮的白警服上班，甜蜜、幸福的自豪感溢于脸面。又幻想我被淘汰了，那种苦闷沮丧的忧郁也溢于脸面，一时喜一时忧，好象要患精神病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饭不香，那种复杂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苦苦熬过了好象半年之久的11天，3月19日上午，我终于收到了公安局用挂号信寄给我的期盼无比的录取通知书，我的手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展开通知书，当时我好象登上了天堂一样，激动得眼泪直往下流，这时候我深深感到什么叫定心丸子。我把录取之事告诉了公社领导，又跑回20多里远的山沟老家，把喜讯告诉了老父亲，当晚又赶回公社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到公安局报到。实际没什么东西可收拾，就两床被子、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这一夜我失眠了。

3月20日，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早晨我坐县运司的敞蓬客车到公安局报到。公安局在县委、政府大院内的一个小四合院。清楚记得老同志张金荣给我倒了一盆洗脸水，把我感动不巳。不一会其他录取人也相继报到，这时我才知道录取的还有张守早、钟鸣、陈林科、柯玉庆，我们五人住一间房子里。第二天中午我们相约到石泉国营照馆照纪念像，五人照了一张合影并提字“踏上新的征途”，还借了一件带红领章的白警服，每人照一张单人照，这是我从警第一张警服照，也是最飘亮的一张照片，至今我作为最珍贵的照片收藏。从踏进公安局大门开始，我的希望、理想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发誓不改行到任何单位，那怕是比公安还好的单位，同时我也立志要努力当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当时公安局长黄治国（2012年已故）、教导员魏耀恒、政保股长刘大刚、治安股长刘斌（2013年已故）、预审股长兼看守所长赖玉良（已故）、秘书股长高宪忠（已故）。

那时也不搞新警培训，老同志给我们找了几本案卷看，学习笔录是怎样记的，同时老同志叫我们跑腿打杂帮些小忙，第三天陈林科暂时到预审股学习。一个星期后就分配了，我很想到城关或者池河派出所，因为这两个所发警服，其它派出所和局机关不发警服，工资待遇又是一样的。分配结果是：我到治安股，陈林科到预审股，钟鸣到秘书股，柯玉庆到城关所，张守早到池河所。

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公安局和人民法院从文革政法组分离出来，人民检察院尚未恢复。公安局内设政保、治安、预审看守、秘书四个股，下辖城关、池河、迎丰、后柳、熨斗、饶峰六个派出所，全局37名干警。我所在的治安股是最大的股有6名干警、股长刘斌、副股长朱明贵、张金荣。治安股业务内容最多，除开政治案件侦察以外，所有的公安业务都属治安股管：如刑事案件勘查、侦查和呈请逮捕；治安案件调查、调解、裁决；户口管理；交通事故处理；消防管理；枪支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大型活动安全保卫；基层派出所的业务指导。我参加第一个案子是城关区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即后来的银龙乡丝银坝村）保管室被挖洞盗走一挑谷子（约80斤左右），价值七块多钱。是张金荣带田新民和我去破案，通过沿路撒的谷子追查到一姓李的家里，审查姓李的他死活不认帐，说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在他家里又没搜出赃物，因为立案标准不够（当时农村立案标准12块）也就没有继续深查。

记得77年“五一”前，县上在体育埸召开公捕公判大会，震慑犯罪稳定社会治安。我第一次借了一套警服大沿帽，穿着在会埸执勤。第一次穿警服特别别拗，我连走路都不自然了，好像是新兵第一次换装一样的感觉，特别遇见同学和熟人显得格外尴尬。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还很贫穷落后，还没有交通工具这个概念，县委、县革委会才三辆凡布棚式北京吉普车，一辆嘎斯六九吉普，各部、局、委、办都没有机动车，唯有公安局有一辆北京吉普，那是局长坐的，其他公安人员下乡办案主要是骑自行车，每个股有一辆旧自行车，有一次我和田新民两人骑车到银桥下乡，由于是硬座车，路面不平，把我屁股磨破皮，坐不得板凳走不得路。当时我们下乡身穿打补巴的便衣，肩挎从战埸淘汰下来的合子枪，骑着自行车真像电影里的武工队。我曾三次走路到熨斗，一次到云川。基层派出所更辛苦，下乡办案、调解纠纷，上县开会、送材料全靠走路。那时我年轻不但不觉得苦累，反而觉得有乐趣。

1980年底国家开始给所有的公安人员发警服，我们才把公安人员的称呼改为警察。警服春秋装和冬装为兰色，兰色大沿帽上钳国徽，夏装为上白下兰，白色大沿帽。这年底公安机关开始改革，把刑事侦查业务从治安股分离出来，成立刑侦队，是股级单位。朱明贵当队长，苟正明当指导员，我也分到了刑侦队，算是刑侦原始队员。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又到快退休的年龄，回想从警的这些年，我始终自强不息地努力，我参加了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我爱好文学艺术和体育，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诗、词、曲、赋、楹联、书法、太极拳、小品创作及表演。涉猎面虽广但都不精道。我现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硬笔书协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诗词学会会员，杨氏太极拳第七代传人。我的梦想出三本书：一本戏剧小品集、一本书法集、一本诗词楹联集，刻一张太极拳展示光碟。

               （作者：石泉县公安局    任玉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