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古代军事的战略要地，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加快安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安康的历史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位。

　　一、安康是中国古史传说的重要发源地

　　古史传说是中国没有文字时期的口传历史，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史证”。安康为金、均、房古史传说集中区，迄今境内仅三皇五帝传说就有女娲、伏羲、舜三位，《山海经》、《华阳国志》、《水经注》、《路史》等著名史籍都有女娲山“抟土作人”、伏羲山“推演八卦”、妫墟“虞舜陶渔河滨处”的记载。另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的鲧、“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先祖高阳、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等，在安康都有踪可寻，并留下了诸多美丽传说。这些重要传说和遗迹，使安康充分神秘感的同时，证明安康开发较早，创造了丰硕的先民文化。

　　二、安康是中国古代南北沟通的重要通道

　　安康地处南北分界线，自先秦时期就是沟通秦楚和巴蜀的重要通道，在军事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萧梁史学家萧子显曾说：“晋永嘉初，蜀贼没汉中，刺史张光治魏兴。自是每失汉中，刺史辄镇魏兴也”。 乾隆《兴安府志》亦记载：“自东周以迄元明，治乱兴亡之迹，会盟征伐之事，视他郡为多”。

　　(一)子午道。它是七条主要秦蜀古道之一，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重大事件，一批历史名人也与此息息相关，也是目前遗留文化遗产最多的秦蜀古道，已列入我省申遗计划。据记载：“公元前206年，“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氏焉”(《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 公元5年，“(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书·王莽传》);公元228年，魏延向诸葛亮献计“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如此，则一举咸阳以西可以定矣”(《三国志·蜀志》);公元618年，玄奘“经子午谷入汉川”(《三藏法师传》);天宝年间，子午道成为荔枝道，杜牧《过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公元1132年，南宋抗金名将吴阶、王彦与金陕西经略史完颜杲鏖战饶峰关;公元1636年，李自成趋汉中，转面北行，越子午谷围周至县城。公元1935年，红二十五军由沣峪口到东江口再到宁陕县;公元1949年，胡宗南率部由子午谷南逃入川。 迄今，共发现子午道南段有东、中、西三条线，与子午道有关的各类文物点近百处，特别是在宁陕新庄子、石泉谭家湾、郭家坝、万家包、汉滨大河镇等地发现了大型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完全符合古代驿站、兵站设置规律，是当时驿道设施典范之作。此外，谭家湾遗址鎏金蚕、月河川道虎钮錞于的出土，旬阳古汞矿洞遗址、镇坪古盐道的发现等都与子午道有关，对研究汉水流域方国历史、蚕桑发展、盐业制度、秦陵水银来源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汉江水道。汉江是中国古代“汉江滩汉”四大河流之一，是中国的“莱茵河”和安康的“母亲河”。刘邦创建的汉王朝发轫于此，汉人、汉字、汉语、汉族等称谓，名播四方并沿用至今。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正是这条汉水黄金水道，与子午道一起在中西部形成了一个十字金叉，以一水之力联通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紧紧勾连着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成为历代王朝兴盛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唐代，每当中原发生战事，运河、陆道被阻之时，东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转辗多次，溯汉江而上，经安康、汉中，然后转陆路运往关中。姚合在《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中写道：“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马戴在《寄金州姚使君员外》中也写道：“山缺通巴峡，江流带楚樯”。另外，宋、元时期，汉江“前接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成为军用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元军曾“浮江而东”伐金。到明清时期，伴随汉口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城市，汉江成为沟通中西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安康也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贸易区。嘉、道时，安康 “商贾云集，即各厅、县，各乡、镇船载马驮至郡贸易者，无日不有” ，是名符其实的“ 秦头楚尾一大都会”。如今，石泉、紫阳、旬阳等汉江沿线仍保留大量明清古镇、码头、会馆等，尤其是第七批“国保”紫阳北五省会馆因其规模宏大、壁画精美而享誉全国。

　　(三)茶马古道。在中国历史上，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始于明洪武初年。政府直接经营三条茶马古道，即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和滇川茶马古道。三条茶马古道之中最先开通，也最具严格意义的是陕甘茶马古道。明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在陕西率先实行茶马交易政策，洪武五年(1372)在河州、洮州、秦州设立茶马司，正式开通了这条国家官办的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是在明洪武三十六年(1403)才在黎州设立了茶马司，比陕甘茶马古道晚了30余年;至于滇川茶马古道，又称云南茶马古道，开通时间则更晚，为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又有观点认为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才开通的。陕甘茶马古道以紫阳为起点，经石泉、西乡等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横贯整个中国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将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区联接在一起，成为古代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是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著名商道。

　　三、安康是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要传播地

　　安康自古崇尚巫鬼、老庄思想，加之具有丰富的中药材，以及迭遭兵燹和灾害，人们不断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哲学反思，寻求生命真谛和精神慰藉，参禅悟道、求神拜佛蔚然成风，创造了中国原始宗教。

　　(一)道教。据记载，王莽时期，城固人唐公房在西城(今安康)任郡吏期间，遇仙人赐神药，成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东汉时期， “五斗米道”虽然诞生蜀郡，但在今安康定型和壮大，成为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安康十分活跃，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唐宋时期，道教与禅宗渐至合流，创立了金丹大道之说，其代表人物有吕纯阳、张伯端。尤其是南宗创始人张伯端，在紫阳修炼期间，写成了内丹学的重要代表作《悟真篇》。南怀谨曾赞誉道：“如果我们在丹经的鼻祖著作《参同契》，比之老子的书。那么，另一部丹经，宋代张紫阳真人所著的《悟真篇》应该比之如庄子的书了”。明清时期，武当山云游道士来安康传道，发展了龙门、华山、茅山等教派，并大肆修建宫观庵堂，俨然将汉水之畔的天池山、文武山、凤凰山变成了道家仙山。

　　(二)佛教。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且首先在宁陕、石泉、汉阴县出现，极有可能受当时佛教活动中心长安的影响。明弘治八年(1495)《重建云雾山天台寺碑》记载：“云雾仙山乃宁(陕)、汉(阴)、石(泉)三界之地，历来古刹，自晋朝法祚祖师创立以来，前辈首士经理补修，创基立业，尚有可观”。至唐代，安康佛教盛行，形成了双溪寺、万春寺、星罗寺、天圣寺 “四大佛教丛林”，并诞生了南禅开山祖师怀让。《宗镜录》载，怀让十岁的时候，就雅好读书，名闻遐迩，被誉为“国之法器”。唐高宗李治听说后，特敕金州刺史韩偕亲往存慰，劝其出家。怀让先后于荆州玉泉寺、嵩山少林寺拜访高僧，在漕溪南华寺师从禅宗六祖慧能，提倡“顿悟法门”，开创南岳一系。他的学说远播日本、东南亚，至今仍然盛行。光绪年间，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受戒于双溪寺，后在金堂寺书写戒律。印光法师终生致于振兴佛教，居功至伟，弘一大师拜其为师，被誉为清末民初四大高僧。

　　四、安康是中国古代贡赋的重要供应地

　　贡赋为土贡与军赋的合称。它不仅可以从一侧面反映古代政治经济制度，还可以反映某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据记载，夏代梁州地区(含今陕南)“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禹贡》)。 汉魏时期，汉江麸金成为贡品，《魏书·食货志》记载：“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唐代，“绢、茶、桔、漆、椒、麸金、麝香、杜仲、雷丸、枳壳、黄檗”等十多种土特产被列为朝廷贡品。品类之多，数量之巨，远远领先同时期其它地区。其中，相对“河南绢贵”而言，“山南绢特贱”，与“通、巴、蓬、均、开、合、兴、利、泉、建、闽”之绢“并第八等”，除供皇室使用外，极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波斯等地;“山南茶区”成为“八大茶区”之首，至德二年(757)汉阴郡(今石泉、汉阴、紫阳一带)“茶牙”被朝廷列为贡品，且“岁贡一斤”，金州上游中零水也位居煮茶二十种名水之第十三位;麸金继续成为土贡大宗，《通典·货实典》记载：“安康郡贡麸金五兩”;所贡药材达10种(白香、杜仲、枳实、枳壳、黄檗、麝香、雷丸、干漆、椒子和椒目)，数量更是巨大(《通典·货实典》记载：“安康郡岁贡干漆一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黄檗六斤、枳实六斤、枳壳十四斤、椒子一石、雷丸五两”)，成为全国首屈一指。宋代，仍贡“麸金、麝香、枳壳实、杜仲、白胶香、黄檗”(《宋史·地理一》。明清时期，汉川茶和紫阳茶成为全国名茶，据光绪三年(1877)紫阳知县唐青甫差遣衙役办理贡茶事宜的信票记载：“权河春分茶十斤，白茶十四斤;盘厢河春分茶十四斤，白茶二十斤;毛坝关春分茶二十斤，白茶二十五斤;麻柳坝春分茶二十斤，白茶二十五斤”可知，仅紫阳贡茶就达到了148斤。同时，汉川茶成为“以茶易马”的重要商品和茶课的重要税源。《明会典·茶课》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议准，勘处汉中所属金州、西乡、石泉、汉阴等处，旧额岁办茶课二万六千八百余斤。新收茶课二万四千一百六十四斤。俱照数岁办。永为定例。”故有“明代茶课，惟川陕为最重”之说，而实际上川陕茶课尤以安康最重。若按洪武“四年(1371)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标准计算，加之综合“递年所出斤百数十万，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等因素，当时安康地区茶产量达了200万斤左右，可易马约20000匹。

　　五、安康是中国古代移民的重要移入区

　　从一定义来说，中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移民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活力和文化生态，安康也不例外。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 (《华阳国志·巴志》)，将今安康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但由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如今，安康地区仍保留语言、风俗杂“秦味”便是此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安康地区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除接纳汉水上流方向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北部上洛地区流民，一时间人口与郡县骤增，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动荡之花”。上个世纪八十九年代，在汉滨张家坎、长岭、一里坡等地出土了大量精美南朝文物，可与南京相媲美。元代，“因兵燹之后，地旷人稀，降金州为散州，废西城县，并废汉阴、平利、洵阳、石泉，各设巡检司，省入金州，自此西城之名遂废” ，形成了“人口低压区”。自明初，便有数以万计的湘、鄂、川、晋、苏、浙、闽等籍移民涌入今安康，尤其是清乾、嘉、道时期移民最甚。乾隆四十七年(1782)，陕西巡抚毕沅向清政府上奏：兴安直隶州“管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 。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将兴安州升格为府，各关隘要塞均派员驻守并陆续增设了一些厅、县，秦巴山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同时也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如：汉阴凤堰、岚皋花里古梯田，旬阳竹筒沟、白河卡子微派民宅群，紫阳天宝、河滨矿石岭古寨堡，平利兴隆张胡氏、岚皋石门储光成墓碑楼，以及汉调二黄、小场子、花鼓戏等便是其鲜活的见证。

　　(作者：何媛媛系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谭波才系市文化文物广电局文物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