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在地方实行州(郡、道)、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隋时的西城郡辖区与今安康市大略相似，唐朝时又恢复金州名称，唐玄宗时期全国共设十五道，金州初为山南道，后为山南东道，领西城、平利、洵阳、安康(757年改名汉阴)、石泉五县，以后虽有更改，但基本态势未变。——编者注】

　　隋唐两朝建都长安，子午道被设为“驿道”，汉江屡担漕运，众多谪宦和文人在其任职或寓籍，以及贡赋、佛教等的兴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历史地位和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关陇贵族

　　隋唐时期，安康北有子午道，南有荔枝道，东有均房道、上津道，汉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是连接关中、巴蜀、梁洋、襄宛地区的“要冲”，在军事上具有北拱长安、东扼江淮、南控巴蜀的重要作用。因此，隋唐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安康，视其关中“南大门”和王朝“外府”，州刺史、郡县守一般都由宗室或重臣充任，其中不乏其开创者关陇胡汉军事集团贵族，尤以独孤氏、李氏、段氏等家族势力最为强大。

　　独孤氏家族，祖籍云中(今山西大同)，世居武川(今内蒙武川)，兴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隋，身世显赫，权倾朝野。其中，独孤信为北魏“六镇”和西魏“八柱国”的主要将领，“美容仪、善骑射”，雄豪节义，战功卓约，累迁西魏尚书令、大司马、太保、大宗伯，晋封卫国公，食邑一万户，其“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1981年，在旬阳县小河口出土一枚西魏时期“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上，分别镌刻“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等14个印文。足见，独狐信与安康有不可忽略的渊源。尤其是独孤信第二子独孤善约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被封魏宁县公，邑一千户，而“魏宁城故址，在梅湖街(今石泉喜河)，县东南九十里。其地为入川要津。”(清道光《石泉县志》)。特别是根据西魏孝文帝时期封爵制度，并结合独孤善“善骑射，以父勋”(《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可知，其封魏宁县公极有可能是“实封”，曾在今石泉任职，直至“魏废帝元年(552)，又以父勋，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长安郡公”(《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才离任。“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极有可能就是独孤善在魏宁县履职期间带入安康。

　　李氏家族，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世居武川，为关陇集团重要成员。李渊祖父李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宗》)。617年，“高祖(李渊)克京师，拜(李渊堂侄李孝恭)左光禄大夫，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今安康)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旧唐书》卷六十《列传第十·宗室》)。621年，李渊再次派遣李孝恭、李靖分别从夔州(今重庆奉节)、金州率巴蜀兵东下，进攻萧铣。《旧唐书》卷六十《列传第十·宗室》记载：“改信州为夔州，使拜(李)孝恭为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萧铣”。《新唐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十八·李靖》记载：“萧铣据江陵，诏(李)靖安辑，从数轻骑道金州，会蛮贼邓世洛兵数万屯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讨不胜，靖为(李)瑗谋，击却之”。另外，李渊八子李元亨、二十子李元祥、二十二子李元婴先后任金州刺史。《新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高祖诸子》记载：“酆悼王元亨，贞观二年(628)，授金州刺史……。六年薨，无子，国除……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639)始王，实封千户，为金州刺史。”《旧唐书》卷六十八《列传第十四·高祖二十二子》记载：“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高宗时，又历金、鄜、郑三州刺史。

　　段氏家族，齐州临淄人，随李渊太原起兵，李世民集团重要成员。贞观十一年(637)，“段志玄金州刺史，国于褒(《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三十·长孙无忌传》)”。贞观十六年(642)，段志玄病逝，“帝哭之恸。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壮肃”(《新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十四·段志玄传》。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段志玄位列第十。

　　二、子午驿道

　　子午道是蜀道最东部的一条较为捷径的道路，也是蜀道中唯一据道路走向方位命名的道路。据统计，子午道安康段长度占子午道总长的三分之二。隋唐时期，子午道政治地位和军事作用进一步增强，屡次被国家设为驿道。

　　据史料记载，自“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别开乾路，更名子午道”(《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二《山南道》)后，子午道十分通畅，唐初已设驿站，沿途还有众多佛寺，为往来僧侣提供方便。《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记载：“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法师(玄奘)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经子午谷入汉川。”《法苑珠林》卷三十九《伽蓝灾第三十六》记载：“终南山大秦岭竹林寺者，至贞观初，才蜜人山行，闻有钟声，寻而往至焉。寺舍二间，有人住处……子午关南第一驿名三交驿……一时驿家妇女才樵入涧，忽值一僧独坐石上缝衣，傍无一物。”

　　但至开元年间，子午道已不置驿。《唐六典》卷六《沿书邢部》记载：“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华州渭津也)，他皆为下关焉”。至天宝年间，随着荔枝道置专驿，子午道又重新置驿。《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杨贵)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舆地纪胜》卷190《洋州景物》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

　　安史之乱后，子午道依然十分畅通，行旅、朝臣、文士等多取此道者来往关中、汉川，唐朝政府还曾设置过南山五谷防御使，来加强包括子午谷在内的南山谷道的防守，维护南北交通，保证首都长安的安全。《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记载：“宝应元年(762)九月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终南山》记载：“广德初(763—764)，吐蕃入长安，亡军叛卒、乡曲无赖，多乘乱为盗。吐蕃去，犹窜伏南山五谷中五谷。乃设南山五谷防御使讨之”。特别是随着兴元元年(784)唐德宗驻跸梁州(今汉中)和广明元年(880)、光启元年(885)唐僖宗两度兴元(今汉中)避难，子午道交通地位变得更加突出。光启二年(886)六月，“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

　　三、山南贡赋

　　隋唐时期，安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贡赋品种和数量特别是中药材远远领先历史其它时期，也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加之汉江屡担漕运，维系王朝命脉，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基石”。

　　在古代，国家对各地区贡赋的品种、数量、运送、保管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据史书记载，安康唐代赋有：绢、赀布，分别与其它地区“并第八等”和“并第九等”(《通典》卷二十《常平署》);土贡有：橘、“麸金、茶牙、椒、乾漆、椒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壳、枳实、黄蘖”(《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通典》卷第六《食货六》还记载了各种土贡的数量：“安康郡贡麸金五两、干漆六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黄蘖六斤、枳实六斤、枳壳十四斤、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两”。

　　在上述土贡中，麸金历史久、分布广、产量大，是怀道郡、宁塞郡、南浦郡等十多个全国贡金主产区之一，金州也因此而得名。《管子·国蓄》记载：“金起于汝汉。”《汉书·地理志》记载:“金产汉中”。《魏书·食货志》记载：“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西城)汉水有金……(汉阴月)川水有金。”《元和郡县志》逸文卷一《山南道》记载：“汉水去州城百步，水出麸金，其色稍白，不任贡献。”但到元和三年(808)，朝廷改变过去对采金放任自流的做法，公告全国禁止私自开采，安康麸金产量自此开始下降，甚至延续到宋代。马戴在《寄金州姚使君员外》诗中写道：“罢贡金休凿，竣寒笋更长”。《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南路》亦记载:“金州土贡麸金二两。”

　　安康唐代贡绢、赀布和茶，虽然数量不大，品质也不是最佳，但当时亦有一定规模，极有可能远销西域，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迄今，尚未找到史料记载和直接证据，但从安康周边地区有关情况可管中窥豹。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兴元新路记》记载：“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1972年至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处墓地出土唐代带墨书题记的布、绢，其中一件庸调布(68TAM108：16)上墨书题款“西浦里，贺思敬。郧县，光同乡贺思敬庸调布一端开元九年八月□日。专知官主簿苑”，且郧县二字上铃朱色篆文“郧县之印”三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一期)，还两件分别墨书“□州西乡县云□乡”、“均州□乡县”，都与《新唐书》等有关贡赋记载相符。当时，安康茶名称“山南茶”，因地处山南茶区而得名。山南茶区位于全国八大茶区之首。《茶经》卷下《之出》记载：“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原注：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至于贡茶基地无考，民间传说有：“紫阳宦姑滩(今焕古)金州茶牙、岚皋龙安寨茶、平利三里垭茶”(丁文：《陕西茶史》，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年3月)。唐代，安康煮茶之水也非常有名，饮茶之风盛行。唐代著名茶学家张又新在《煎茶水记》列举了天下20种名水，其中“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橘，又称枳，“橘逾淮而北则为枳”。《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唐代安康“有橘官”，足见橘在当时安康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大影响，以致于由朝廷直接经营和管理，这在当时全国并不多见。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全国贡橘地区共有10多个，但设“橘官”仅有“巴西郡”和“汉阴郡”。在唐代，橘的栽培、防虫、采摘、加工等都应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由南宋《永嘉橘录》便可略知一二。《永嘉橘录》还记述了八种柑、十四种橘的详细情况，其中“金柑在他柑特小。其大者如钱。小者如龙目。色似金。肌理细莹。圆丹可玩。啖者不削去金衣，若用以渍蜜尤佳”，“金橘生山径间。比金柑更小。形色颇类。木高不及尺许。结实繁多。取者多至数升。肉瓣不可分。止一核。味不可食。惟宜植之栏槛中。园丁种之以鬻于市。亦名山金柑”，其名称、形状、特性等与紫阳“金钱橘”十分相似。

　　此外，唐代，每当中原发生战事，运河、陆道被阻之时，东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转辗多次，溯汉江而上，经安康、汉中，然后转陆路运往关中，保证了国家安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元年(756)，“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五·穆宁》记载：“广德初(763)……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七十三·王绍》记载：“德宗西幸(784)，绍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

　　四、姚贾诗派

　　隋唐时期，安康地虽偏僻，但“井邑神州接”;路虽借水，但“帆樯海路通”;经济虽不最好，但“溉稻长长川白”。独特的地缘，以及与王朝千丝万缕的关系，吸引了一大批诗人、仕大夫、谪官来安康为官或旅居。他们在治理州郡的同时，写下了许多山水田园诗篇，尤以姚贾诗风最甚，成为安康文学的经典，也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发韧于当地仕大夫和文人。据位于今旬阳县关口镇禹穴的唐代《黄土摩崖刻石》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因黄土县禹穴前的桂花不合时令的提前开放，惹得四方文人雅士社会名流前往观之。于是一场“兰亭聚会”油然而生，或司马、或县令、或县丞、或主簿、或县尉，以“桂花”为主题，或五言，或七言，共创作了十多首山水田园诗句。最后黄土县令等推荐其中一人以文记之，并镌之于石，以流芳后世。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成就于以姚合为代表的旅居诗人。据记载，大和六年(832)，姚合由户部员外郎授金州刺史。虽在金州“不满岁”(《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但先后创作了《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题金州西园》、《金州送僧皎然》等诗歌几十首，“相对于姚合所有的诗歌总数，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从时间比重上看，这段时间是姚合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郑继猛：《姚合金州(安康)之行及其金州诗的文化意义》)。由于姚合“试而能诗，声振辇下……学诗者望门而趋，若奔洙泗然”(《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他的到来引起了当时众多文化名人的关注和响应。有的诗人作诗送别，如项斯作《赠金州姚合使君》、方干作《送姚合员外赴金州》;有的写信寄诗问候，如马戴作《寄金州姚使君员外》;还有的甚至专程来金州拜访他，与其宦游山水、互相酬唱，如无可与姚合共同游玩金州南园、杏溪、莲花池等名胜，写下了《行汉水晚次神滩阻风》、《陪姚合游金州南池》、《金州冬月陪太守游池》、《金州别姚合》等诗作，方干将来金州所见所闻写下了《路入金州江中作》，喻凫还为贾岛来金州专门创作了《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姚合、贾岛、无可、马戴、喻凫等都是“姚贾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诗风表现了官僚士大夫的闲雅情趣和亦官亦隐的“吏隐”作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疑，他们的金州之行及诗作对“姚贾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助推于隐士和谪官。隐士和谪官，大部分为进士出身，并在京城重要岗位任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才能。隐居或被贬地方后，大部分寄情山水、交游唱和借物咏志、抒发感情，引领当地诗歌创作，如刘眘虚、崔斯立、张九皋、苗晋卿、李候、张仲方、李正辞、窦易直、牛蔚等，不少作品还收录入《全唐诗》，留传后世。

　　五、长安佛教

　　隋唐时期，安康因离佛都长安较近，各个宗派佛教以秦岭为祖庭，向安康纵深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寺院林立，而且各立门派、广收徒众，甚至吸纳新罗僧人，成为长安佛教的重要分支。

　　隋大业十一年(615)，尔朱敞为金州刺史。时隋炀帝敕往名山“召诸隐逸，以裨王化”，尔朱敞访知汉阴西北深山中有高僧，文帝开皇年间隐于此，遂延致至州，此僧即真觉大士。炀帝令立寺修道，乃修葺观音山般若寺，额“观音殿”。尔朱敞四时供给，未尝有缺。后高祖拜禅，唐朝鼎立，李渊拜尔朱敞为金州总管，并于唐武德八年(625)，敕赐真觉大士据居般苦寺“山田周五百里，永充香火”(唐《观音山摩崖石刻》。此敕赐庙产之大，实属罕见。

　　唐贞观年间(627—649)，大唐与新罗建交，数批新罗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至唐永徽年间，在慈藏的大推动下，新罗改穿中国服饰，使用大唐年号。也至迟此年间，新罗僧人到安康，并在“兴安州西六里”(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六《兴安州古迹》)，即今三桥头，修建了新罗寺。宋熙宁三年(1070)，李复因“听往川峡募人分耕畿县荒地，以为稻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七《熙寧六年》)，特地拜谒了新罗寺，并写了诗作《新罗寺唐有新罗僧咒草愈疾卵塔今在閒来因题》：“断石传遗事，唐年刻永徽。庭荒灵草尽，塔坏礼僧稀。古殿含凉气，空堂照夕晖。独来人不问，行听暮钟归。”南宋嘉定十七年(1214)，“大宋金州江西新(罗寺)化到十方施主，铸造洪钟一鼎，约计万斤。永光梵刹，上报四恩，下资三友，普济友情，同沾善果者”(《新罗寺钟铭》)。2017年3月，经对新罗寺遗址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该寺坐西向东，依山而建，由大门、厢房、大殿构成，沿东西中轴线对称分布，两厢间距约16米，大门与主体建筑水平相距13米。还有月台、回廊、踏步等建筑。大殿面阔28米、进深9米。遗存至今的赑屃、铁钟，勘探出土的手印纹长条砖、红陶绿釉脊饰等出土遗物具有极强的寺庙文化属性和唐宋时期特征”(安康博物馆：《新罗寺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

　　唐仪凤二年(677)，佛教禅宗高僧怀让在金州安康出生。怀让自幼聪慧，雅好读书，名闻遐迩，被誉为“国之法器”。唐高宗李治听说后，特敕金州刺史韩偕亲往存慰，劝其出家。怀让先后于荆州玉泉寺、嵩山少林寺拜访高僧，在漕溪南华寺师从禅宗六祖慧能，提倡“顿悟法门”，开创南岳一系。他的学说远播日本、东南亚，至今仍然盛行。相传，新罗寺、万春寺、白云山、三敖山、南屏山等与怀让有关。

　　唐会昌年间(841—846)，朝廷下令禁断佛教，大拆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安康佛教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但“同(大荔)、商(商州市)、山南西道(汉中等地)、金(安康)等州府只能留寺1所，而其他诸州则不得有寺”(《陕西通史·隋唐卷·绪论》，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足见其在全国佛教的地位和影响。

　　唐未至五代时期，安康成为割剧军阀和五代十国争夺之地，多次遭遇灭顶之灾，生灵涂炭，人口锐减，经济凋零，直到乾德二年(965)“宋取陕南”才有所改变。

　　(作者单位：市文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