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对整个国家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大部分县域工业存在企业数量多，规模普遍偏小，骨干企业尤其是根植性企业缺乏，产业层次低，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二是一产产能偏低。农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偏低，一家一户家庭经营和常规大田种植还较为普遍，高效农业、特色农业发展不充分，一产产能难以溢出到二产。

　　三是产业同构问题严重。产业载体普遍缺乏基于比较优势的差异化、个性化错位发展形态，产业分工弱化、产业同质问题较为突出，产业地域分工需求迫切。

　　四是空间挤出效应明显。受传统农业思维模式下的土地空间要素挤出效应掣肘，“工业文明”向“服务业文明”、“生态文明”递进进程缓慢。

　　五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快。大多还处在个体经营或初级加工阶段，个转企、企入规、规转股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更别说IPO了，这些企业难以对县域经济形成有效支撑。

　　六是本级财政拮据。本级财政基本是“吃饭财政”，几乎没有资金支持经济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从时空维度上分析，短期看政策、中期看产业、长期看资本;从要素维度上分析，需要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土地怎么“造”、产业怎么育的问题。

　　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需要既从时空维度上突破，又要从要素维度上破解。本文就如何从时空维度破解西部县域经济发展难题做粗浅探讨。

　　(一)短期看政策

　　争取多少政策，就有多大发展空间。

　　一是普惠性政策需整合。如当前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给予县域的政策非常多，政策多了，项目、资金就接憧而来。如果县级能够灵活运用这些政策，把项目、资金进行捆绑、放大，就会有效化解发展资金短缺的窘境。如我市2017年投入了141亿元扶贫资金，这些投入都转化为项目，拉动了产业发展，产生了生产总值。

　　二是形势性政策需争取。每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台一系列政策，这样的政策往往先到先得，需要我们闻风而动、顺势而为，认真准备、积极争取享受红利，为发展赢得先机。如为了有效化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最近国家监管层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8年央行3次定向降准、释放合计8500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2次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合计3500亿元额度;国家层面首次设立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这些利好政策，无疑给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注入了强心剂。

　　三是向上对接需积极。县域经济发展，还需积极对上接天线、取名份、占先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改革的力度空前，许多工作或政策需要在基层进行试点。县域要积极争取先行先试，主动做“试验田”，这样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政策、资金、项目和上级的关注支持，同时还能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试错”“容错”机会，使自己发展的天花板越来越高、空间越来越大。

　　(二)中期看产业

　　政策是产业的基础，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政策的杠杆效果完全体现在产业发展上。

　　一是加强扶持。西部地区往往资金紧张、资源匮乏、人才缺失，仅仅依靠各板块、合作社自身，很难把产业选择对、发展强，这就需要政府进行扶持。比如秦巴地区地形复杂，垂直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地貌类型多样，生物资源丰富，为发展山区开发性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前期，政府可邀请农林专家通过逐一对县内每个村的土壤、气候、降水量、海拔、区位、人口等进行专业化的研判，列出该村最不适宜发展的产业“负面清单”和最适宜发展的产业“白名单”，再结合本县拟发展的主导产业名录，确定每个村的主导产业，绘制本县产业发展地图。为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改变农民单打独斗、各村同质竞争现状，降低风险成本、打消群众顾虑，县级政府宜成立农业发展公司，专门负责全县主要农产品的种植养殖规划、籽种供应、产品兜底购销，形成农民(合作社)分散种植养殖、政府统一经营销售的山区农业发展模式。同时也能有效解决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块状经济产业层级、企业规模、空间集聚“低小散”问题，构建区域产业组织新模式。

　　二是整合资源。一个县要实现发展，一定要弄清楚三个问题：“我们拥有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干?”，围绕这三个问题，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主导产业，制作“一表一图”：制作产业表，列出本县拟培育发展的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对应的产业链上的各个节点、这些节点上对应的优质的有扩张需求的企业名录;制作资源图，在图上绘出本县有哪些优势资源、哪些优势资源可以拿出来和投资者共享、哪些资源更有吸引力、这些资源的可开发强度分别是多大。通过“一表一图”整合资源，产业布局、招商引资就有了针对性了。

　　三是借船出海。西部地区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往往需要借助周边先发地区的力量借船出海。如西安是陕西发展的领头羊、国家中心城市，实力十分雄厚、潜力十分巨大。我市距离西安最近的宁陕县直线距离70公里，最远的镇坪县400公里，因此我市宜发挥优越的地理优势，“靠山靠水靠西安”。围绕打造西安农产品首选供应基地，加强对西安市场的研究，弄清楚“西安最需要什么”“西安还缺什么”“安康能够提供什么”，不断加强与西安各大农贸市场、大型商超、销售公司对接，力争让我市更多的山林产品、涉水产品抢占大关中;围绕打造西安休闲旅游重要目的地，整合乡村资源，大力开展农业招商推介活动，吸引更多西安工商资本、优势涉农产业以及农业科技成果选择安康、落户安康;围绕陕西自贸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对西安的配套服务，积极承接现代物流、加工贸易、后台服务、服务外包、周边产品、贸易金融等溢出项目，促进西康两地在重点领域寻找更多契合点;围绕西安人才集聚优势，针对我市各县区企业大多缺技术、缺设备、缺市场的短板，打造“星期天工程师”模式，吸引西安各类人才来我市开展合作。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提升安康各县区对接服务西安的层次和成效。

　　四是强力招商。当前县域之间招商引资竞争十分激烈，大项目好项目落在哪里，影响因素很多，如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等，但最重要的是产业链配套。“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只有配套成链的产业才有生命力。因此要着力推进全链条式、集群化招商。产业链招商首先必须把产业链图谱研究清楚，系统思考产业链的特色和竞争力在哪里?产业链上每个节点的龙头企业有哪些?每个节点的垂直领域是什么?还能创造出哪些生态链产品?这样，水平的产业链、创新链，加上垂直的生态链，就构成了坚实的“产业网格”，这样，产业发展就能够行稳致远，就能够以大产业吸引大项目，以大项目促进大生产、大发展。

　　(三)长期看资本

　　县域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经济运行的核心是金融。可以说，资本是产业的翅膀，产业能够做多大做多强，取决于产业和资本的融合程度。

　　一是定政策，引机构。积极制定政策，吸引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县域设立机构或开展业务，鼓励其积极开展小额信贷、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转贷服务等业务。尤其鼓励银行发展表外融资工具，拓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渠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引进天使投资、PE、VC等机构进入，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二是搭平台，建机制。聚焦企业融资需求，搭建县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和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金融产品供给和企业融资需求双向联动。引导金融机构运用信用数据库，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用工、按章纳税等作为对企业贷款审核的重要依据，加大对信用良好的企业信贷支持，逐步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仓单、订单、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商标权、股权、排污权、节能量等作为抵(质)押标的的新型融资方式，支持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着力降低债权融资、提高股权融资占比。

　　三是转职能，强引导。西部地区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不够，要素的整合若完全依靠市场，会越来越落后。因此，西部地区县域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把政府力量发挥好。县级政府或园区设立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强化对创新创业成果在种子期、初创期的投入，同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加入引导基金。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宜充当GP，按照县级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引导基金扶持产业发展;当产业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政府宜充当LP，将引导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交给专业团队。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县级政府还宜成立国有或国有控股融资担保公司，解决小微企业资金难题，同时收取一定的担保费，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组建国有平台公司，积极向上级争取政策支持，发行企业债(国家发改委已向我市开了闸口)，解决发展资金问题。有了资金，国有平台公司可开展“过桥贷”、“科技贷”、“短期贷”等业务，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四是抓机遇，强协作。随着东西部脱贫攻坚协作力度不断加大，协作层面进一步拓宽，西部地区各县宜仅仅抓住难得机遇，深化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产能溢出、政策支持，为自己的发展带来新的动能。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调剂管理办法》，两个办法的核心要义是耕地指标可以在国家统筹管理下跨省“买卖”，深度贫困地区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卖给”帮扶他们的发达地区，卖地收入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东部发达地区现在普遍遇到的瓶颈是土地指标严重短缺，西部地区经过几轮移民搬迁，农民大都集中安置居住，土地闲置。通过这两个办法，急需用地指标的东部地区的用地焦虑可得以缓解，能够以较低成本拿到建设用地，贫困地区群众能用这笔钱来发展生产，相得益彰。

　　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县域经济发展，最终需要我们强化复利思维，保持定力，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干，把看准的事做成做细做精。

　　(作者系宁陕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徐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