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难,难在心结上。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理顺基层治理,旬阳县不断探索并调整基层治理方式,以叩响“心门”为突破口,建成了以“法治”为基础,思想上“德治”,基层发展“自治”的新型治理结构,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红军精神丰碑矗立40年 动员群众投身经济建设
一座丰碑,见证了周围村民由迷信到科学,由心怀感恩到付之于奋斗的转变,这样的历程,也是40年来旬阳县红军镇群众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的真实写照。
1934年,红二十五军转战到旬阳,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红二十五军在巩固和发展旬阳苏区的过程中访贫问苦,行医治病,排忧解难。有两位烈士生前用祖传医术为群众治好了疾病,包括许多疑难杂症。1935年10月这两位烈士牺牲,当地老百姓将两位烈士遗体秘密掩埋,事后修坟、立碑、塑像。红军镇也因此而得名。
1977年,由政府出面,红军镇为烈士修建了纪念碑。“因为烈士们治好了很多群众的疾病,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村民对此报以迷信,认为是烈士的神灵在保佑。”红军纪念馆馆长王登霞说。
2007年,旬阳县对纪念碑进行了迁建和改造,增加了部分纪念馆,引导当地群众放弃迷信,理性缅怀烈士的功绩。“现在,我们引导群众进行感恩教育,鼓励群众将感恩精神投入到生产生活中去,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王登霞说,群众是有朴素的价值观念的,问一句“当年红军拿命救你家老人,而你们现在拼命败家?”就能叩响他们心门里潜藏的最朴素的价值观。
红军精神慢慢地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以前结婚闹洞房太低俗,人情往来礼金过重,闲暇时间聚众打麻将都不鲜见。”王登霞说,现在,定期进山捡垃圾、修整镇上的道路,闲暇时做手工成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方式之一。“可以说,这40年来,大多数群众对红军烈士的感恩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
不止如此,近年来,旬阳县还先后通过整修烈士陵园,丰富旬阳县博物馆的陈设,通过多种途径丰富和提高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层次和对乡土的热爱,以党风带政风,政风促民风的形式建立了精神上的自觉和文化上的自信,为当地政治建设、经济促进和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道德评议扭转落后思想 三治合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王孝文没想到,从信用联社退休后,自己竟然有了新的工作——村民道德评议委员会主任,更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收到的第一句埋怨竟然来自自己的妹夫:“这评议委员会就是我大舅哥带了一群人整我呢。”
王孝文的妹夫心眼并不坏,但是“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自己明明可以靠双手脱贫致富,但看到国家的扶贫政策后,就是不想动。“当了贫困户国家才给钱”这样的错误思想不断蔓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旬阳县吕河镇江店社区参照其他地方的经验,也办起了“村民道德评议委员会”,并亮榜公布了几名典型。
“夸别人的好,大家都愿意听,批评别人不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孝文说,正是因为批评别人比较困难,所以村民道德评议委员会评出来的结果非常公道,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可。“村民一辈子都生活在村里,都好面子,把他公开批评了他当然会脸红会反思自己的问题。”
批评只是介入农村治理的一个前提,根本仍在于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一次一次做工作,农闲时请他来居委会聊天,农忙时路边遇到都要劝他几句,慢慢的他就动弹起来了。”在王孝文的苦口婆心下,妹夫开始有所行动,在大家的帮助下盖起了新房子。新房盖好后,妹夫则改了口:“多亏了我大舅哥啊。”
现在,江店社区每季度都会进行一次村民评议,评出勤劳致富、光荣脱贫的典型人和事,曝光和批评不思进取、坐等帮扶的懒人,树立起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激发出主动脱贫的志气。旬阳全县广泛深入开展道德评议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律手段够不着、行政手段难奏效、说服教育显得软的尴尬局面。
近三年来,旬阳全县共开展“说论亮”道德评议2742场次,评议出先进典型2921人次、后进典型2145件次,设立“善行义举榜”和“曝光台”316处,帮助转化后进群众1597人。除了“德治”外,还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王院村家风家训馆为典型案例,树立起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村民自我管理体系,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新农村建设打开的又一扇新窗口。
“三堂会审” 法治成基层矛盾调解主流方式
如果说德治和村民自治依靠的是乡村流传下来的基础规则,那么“法治”则成为近40年来深入基层行为规则肌理的重要规则,而且不可动摇。旬阳县白柳司法所所长、白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开国肩负着法律宣传、人民调解、疑难纠纷化解、刑事帮教、社区矫正等一系列任务,对此他深有体会。
“2000年我开始兼职司法处理员,在那以前是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的。”张开国说,当时的调解也只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要任务,常常采用酒桌上口头调解的形式,不注重书面材料的固定,当事人毁约给后面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调解完一例很少出现反弹现象。”
“以前大家都觉得被人告上法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通过法庭更能获得公平与公正。”张开国说,由政府、检察、法庭、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庭前调解,使得社会治理更加有章可循。“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对于山里闭塞的群众来说,人情永远大于法治,而现在更注重将法律作为人情的基础。”
去年以来,旬阳县针对乡村调解组织能力建设不足、作用发挥不力、调解效能不高等制约因素,探索推出“三力联调”乡村调解新模式,形成“各级党委牵总,人民调解主导、行政调解参与、司法调解助力,专业调解支援”的“党建+行政+司法+道德+专业”的集中统一联合调解新模式,被群众亲切称为“三堂会审”。“三堂会审”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金钥匙”,极大地推动乡村调解工作。
旬阳先后建立了县、镇、村级人民调解协会和旬阳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建成了1个县级调解中心,健全了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15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实现了调解组织全域覆盖。
旬阳全县1-9月共调解案件2123件,一批长达10年乃至30多年的死结案、甚至历经法院一审二审终结仍未息诉罢访案得以成功化解。截至9月底全县提请司法确认233件,确认了231件,确认达99%,大大提高了“三力联调”的公信力。同时,县法院通过速裁程序审结案件135件,案件平均审限比过去缩短40%,有的典型案例从过去的1个月缩短为半天,既提高了矛盾解决效率,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也节约了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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