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是人们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对现场，通过考察，观察、实验、访谈和问卷等方法获取事物的相关信息。“研究”指人们对事物真相、性质、规律等进行的探索。这是两个并列的动词。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调查的目的。

尽管古人没有“调查研究”的明确概念，但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其实用实操，践行了调查研究。《史记》等古代典籍记载了大禹为了治水而“调查研究”。首先，通过访问调查，发现鲧治水失败的主要教训是单纯用硬堵的方法，结果洪水淹没面积越来越大。其次，通过山川调查，发现华夏地势西高东低，创造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治水方针。于是，因势利导，大水东流入海。中国古代形成制度的调查研究，首推西周的“采风”制度。天子巡守，《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专人调查。建立专门的“采风”队伍，犹如今天的专职“调研员”。另外西周还从民间年长者中遴选基层采风人员；逐级上报。他们采风所得，上报给主管调查工作的“太师”，由太师处理后“以闻于天子”。通过“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让统治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当然也有不事调研，深居皇宫想当然的昏君。如晋惠帝司马衷，当听说百姓饥饿无粮吃草根树皮时，责问大臣“百姓，何不食肉糜？”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马克思研究过1500多种书籍和档案文件，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作品时，恩格斯用21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曼彻斯特附近的城市，他深入到许多工人家庭、街区、集会中，体验和感受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工厂主、工人、专业医生、杂志编辑、宪章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就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发表了诸多有关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邓小平提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陈云提出“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刘少奇提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周恩来提出“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涵盖了调查研究的目的论、价值论、方法论等诸多理论论域，蕴含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丰富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倡导全党调查研究，提议“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8月1日，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采取具体办法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又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告诫党的高级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负责对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室）在一年多时间里，搜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81.5万字的材料，形成了《西北情况调查表》《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关于甘肃情况调查表》《西北农村保甲机构及党的支部工作问题》等。

1961年，在毛泽东的又一次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由于当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客观规律认识不足，盲目求快，并且在执行和贯彻总路线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毛泽东忧心忡忡，他痛切地感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他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抓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这两个主要问题，派出3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以10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情况最坏的生产队，直接向他汇报。不久，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的心情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调查。制定完善“农业六十条。“政治局常委率先垂范，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蹲点调查44天，他不住宾馆招待所，自带草席被褥，把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设在了生产队的养猪场。调查的结果让刘少奇感慨万千，沉痛地说应当把因政策错误导致的损失刻碑警示以后再不犯错误。在河北武安县，周恩来召集群众的征求意见会实际上开成了社员的诉苦大会。他向社员们道歉工作没有做好，总理没有当好。在四川、河南，朱德发现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而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农村浮肿病不到一个月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在上海青浦县，陈云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饭还是吃粥”，他提出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这样可以多得一些口粮。在北京，邓小平和彭真率5个工作组进驻顺义、怀柔。发现问题严重的邓小平向群众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各省、自治区第一书记也都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全党上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更是把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传家宝”。《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并在形式和方法及细节上，做了细化及硬性要求。“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等。习近平同志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地方工作时，在河北正定，他跑遍全县25个乡镇、221个村，在福建宁德，他到任3个月就走遍9个县，赴任浙江，他用1年多时间跑遍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他到过全市19个区县。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他的调研足迹更是遍布大江南北。他提出系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论”，如要看“后院和角落”，不要只看“花瓶和盆景”；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不吃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呢？”以及领导干部“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等。

近日，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带着问题下去，上山问樵，下水问渔，进百姓门，知百姓愁，解百姓忧。然后，鞋沾着泥巴回来，把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用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解决，不断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真正发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工作的终极目的。

（作者单位：旬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