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2025年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会议特别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简称“两新融合”）是现阶段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点之一。我国积极推进“两新融合”发展，但仍面临科技供给质效不高、产业转化路径不畅、金融支持体系不健全、相关人才不足等矛盾。本文在剖析现状、梳理问题的基础上为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进一步促进“两新融合”提供思路建议。
  一、“两新融合”发展现状
  （一）科技创新基础与能力日益增强。近年来我国综合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各项指标稳步提升。《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显示，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已从2012年的第20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企业创新能力排名第9位；三方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提高至10.4%，排名世界第3位。“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国产技术自给率显著提升。截至2024年末，我国已攻克21项“卡脖子”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多项关键产品和关键设备自给率显著提升，例如芯片自给率达30%，高端机床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85%，医疗设备整体国产化率达67%。创新载体不断健全，有力支撑前沿产业发展。针对量子科技、6G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数十个前沿领域，累计部署8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91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建成6个国家实验室及96个大科学装置。
  （二）科技成果转化规模与效率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我国已建成三大国家级技术交易所、12个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及420家重点技术转移机构，拥有高校院所专职技术转移人员超1.7万名，与企业共建研发转化平台近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46.3万家，形成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居全球首位。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稳步提升。2024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04.5万件，同比增长13.5%，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97.8万件，占比突破40%，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53.3%。
  （三）“两新融合”的环境持续优化。多部门制度创新，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国务院完成《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并于2024年1月正式实施，新增专利权期限补偿、开放许可等条款，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科技部、财政部同步修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实战化”转化。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编写《我国支持科技创新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对各类创新主体实施税收减免。各地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营造“两新融合”生态。三大核心产业带凭借要素集聚与制度创新，在前沿领域形成全国性创新高地：京津冀三地同步出台《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建立跨区域人才职称互认制度与科技创新券合作机制，促进技术、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长三角九城市联合发布《促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若干举措》，积极探索打通知识技术、数据、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壁垒；广东省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涵盖气象合作、轨道交通、人工智能产业促进等领域，为要素流动提供法治保障。各省依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形成特色发展路径，例如陕西省依托110余所高校及1800余家科研机构的科技人才优势，凭借“技术经理人”模式，让兼具备技术评估和知识产权商业化能力的复合人才负责科技成果产业化，弥补产业不足；山东省作为传统工业大省，颁布《科技创新引领标志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聚焦装备制造、化工、能源等优势产业，通过产业链整合与跨区域协同，实现联合攻关和整体技术升级，带动产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跨越，强化科技弱项。
  （四）支持“两新融合”的金融体系初具雏形。中央政府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财政领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成果转化，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强度达1:3.5。股权融资领域，证监会出台科技企业“16条”，明确将符合国家战略的硬科技企业作为科创板优先支持对象，科创板累计为科技企业融资超万亿元，支持577家硬科技企业上市。债权融资领域，央行联合证监会完善科技创新债券制度体系，支持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及创投机构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引导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2024年科创债发行规模达6100亿元，累计突破1.2万亿元。保险领域，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人保财险签署协议，构建知识产权全流程保险产品体系，推出专利实施失败费用损失保险、海外维权保险等创新产品。截至2024年，我国保险业为科技领域提供风险保障约9万亿元。
  地方政府形成差异化金融政策创新实践。例如四川省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战略，制定《四川省现代化产业发展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川渝共建产业，通过跨区域风险共担机制降低企业融资门槛；湖南省为推动稀贵金属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针对稀贵金属产业“原料依赖高、环保风险大”的特点，试行“白名单”简化审批，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额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并投入专项资金支持技术攻关。
  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制约
  （一）科技供给强度与质效仍待有效提升。尽管我国综合创新能力跻身世界前列，但关键领域与世界一流水平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整体研发投入仍需继续提高。2024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排名第18位）、研究人员占比（排名第16位）、知识产权收益（排名第20位）等指标相对滞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强度只有1.4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我国企业研发投资占全球总量的7.2％，远低于美国（38.6％）、欧盟（27％）、日本（14.4％）。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为2497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为6.91%，但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比例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且企业投入在我国基础研究总体投入中占比偏低。整体研发质量需在补短板上加速提升。我国核心技术攻关仍存在显著短板，比如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仅6%，五轴联动机床核心部件进口依赖度超70%，精密丝杠、导轨等关键组件国产化率不足15%。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等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市场80%的份额被德日企业垄断。国际标准制定方面，中国主导的技术标准占全球总量不足8%，尤其在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话语权较弱。整体研发效率需着力优化提升。虽然我国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但是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企业研发经费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全球排名第18位，中小企业研发投入显著弱于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对产业升级的边际效益递减，部分领域存在重复投资、低效研发现象。
  （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仍有脱节。虽然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3万亿元，比2023年增长8.3%，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与发达国家70%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一是工程验证环节存在短板。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惊险一跃”，中试环节面临平台缺失、资金不足、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省级以上中试平台仅800余个，60%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省份平均不足10个；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覆盖率不足30%。二是产业化商业化困难。场景开放与技术验证滞后，新技术商业化依赖真实场景验证，然而公共场景资源开放不足且需求挖掘不深，制约技术迭代。比如深圳坪山某无人驾驶技术团队虽通过校企合作完成实验室研发，但因缺乏城市级智能交通测试场景，关键算法迭代滞后，项目商业化周期延长。三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需进一步完善。高校侧重学术成果，企业聚焦市场效益与技术落地，导致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而且跨主体信息共享存在壁垒，技术路线主导权争议易引发合作分歧，形成“重项目合作、轻深度协同”的表面化协作局面。
  （三）利于“两新融合”的金融支持体系还有待完善。早期创新资本形成机制薄弱，“两新融合”初始动能不足。2024年，我国创业投资对种子轮和天使轮项目的投资占比仅为15%左右，大量具有潜力的早期科技项目因资金短缺而面临发展困境。政府引导基金对早期项目的风险容忍度不足，社会资本与财政资金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形成“政策资金撒胡椒面、市场资本搭便车”的困境。耐心资本长效配置体系缺位，制约“两新融合”可持续进行。截至2024年，我国外资长期资本加速退出，私募股权市场募资规模同比下跌19.57%，其中美元基金募资额较2021年锐减96.5%。保险资金进入权益类市场的积极性不高，相关资金配置权益资产比例仅12.8%，远低于45%的规定上限。债权融资期限与风险匹配失衡，“两新融合”债务支持效能损失。银行信贷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而科技企业专利、技术等核心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缺失，信用贷款门槛高；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与银行贷款期限错配，且风险分担机制覆盖不足，导致“有技术无资金、有需求无渠道”的融资梗阻。
  （四）支撑“两新融合”的人才培养与评价体制仍需优化。产学研复合人才协同培养机制存在结构性断层，尚未构建深度融合的人才培育生态。《2023智能教育发展蓝皮书》指出，我国高校教材平均更新周期为5.8年，部分理工科教材内容滞后产业技术发展10年以上，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校企合作项目中，65%的项目周期短于3个月，且63%的中小企业缺乏标准化实训平台，难以实现深度协同。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仍未摆脱“唯指标”导向束缚，创新价值与贡献度考核机制亟待重构。2024年科技工作者调查显示，44%的受访科技人才认为，以论文为主的评价标准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破“五唯”未完全落实到位。同时，基础研究人才评价过度依赖论文发表，应用研究人才考核偏离技术转化实效，对产业亟需的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缺乏针对性评价指标。成果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制度存在壁垒，奖励政策难以激活创新主体动能。科研成果权属默认归单位，企业获取知识产权存在障碍；收益分配多采用固定比例，未体现研发、转化等环节的动态贡献差异；科研人员股权激励、成果转化奖励等政策落实不足，“重论文轻转化”导向抑制创新主体协同积极性。
  三、进一步深化“两新融合”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科技供给强度与质效双提升的动态赋能机制。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注重基础研究。抢抓国家产业布局战略机遇，建好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投入相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着力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究人员占比和知识产权收益等指标，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投入比例差距。二是全面提升整体研发质量。推动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深化制造业创新链深度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发，以技术标准输出为支点，在重点领域突破国际核心技术壁垒，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标准体系中的主导权。三是提升科技供给效率。坚持“四个面向”，聚焦战略科技前沿、产业关键环节、国家重大需求及民生健康需求，建立重点领域科技研发需求清单，加快提升对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支撑能力，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二）统筹打通研用链条，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一是补齐工程验证短板。加强国家级中试平台网络建设，根据区域产业特色统筹布局国家级中试平台，形成覆盖广、功能互补的网络体系。加大资金投入，支持购置先进设备，提升硬件水平。同时建立评估监管机制，定期考核运行绩效，确保平台高效支撑科技成果中试验证。二是畅通产业化商业化路径。鼓励政府及国企率先开放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提供试验示范。建立技术需求发布与对接平台，促进科技企业与需求方精准对接。加强跟踪评估应用场景试点效果，总结可复制模式案例，推动场景化应用广泛开展。三是加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机制建设。建立“链主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攻关+上下游企业协同”架构，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完善动态资源调配机制，促进科研设备、数据资源共享，通过法律协议明确技术决策、知识产权及收益分配规则，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深度绑定模式。
  （三）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强化“两新融合”全周期资本供给。一是鼓励投早投小，支持创新资本“育苗”行动。建立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协同的“接力式”投资机制，通过“母基金+直投”模式扩大天使投资规模，对国有创投基金实施生命周期考核，豁免单项目盈亏考核，建立尽职免责清单。对早期科创企业给予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定向支持。二是培育耐心资本，完善风险共担与退出机制。进一步引导社保基金配置权益类资产，允许保险资金以更灵活的方式投资科技类公司。对于投资“两新融合”领域的外资长期资本给予税收减免，对投资失败的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探索实物分配股权、基金份额质押等退出方式，打通“投资—退出—再投资”闭环，提升耐心资本流动性。三是优化债权融资机制，破解“两新融合”债务支持效能困局。构建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动态估值模型，打破固定资产抵押依赖；开发与科技企业研发周期匹配的中长期信贷产品，建立弹性还款机制；健全银行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高科技金融业务不良贷款容忍度，推动形成“评估—期限—风险”协同适配的债权融资生态。
  （四）优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健全“两新融合”创新价值评价体系。一是构建“科创+转化”双轨课程体系，搭建“实训+孵化”实战平台。推动高校开设技术创新与产业运营跨学科专业，设置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需求洞察等必修课，引入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设计，实施学术导师与产业导师双导师制，强化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的全流程思维培养。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企业产业研究院等载体设立复合型人才实训基地，通过项目路演、商业建模、落地执行等全链条实践提升相关人才技术产业化操盘能力。推动企业从“用人者”向“联合育人者”转换，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二是建立创新“成果转化导向”评价机制。将技术转化成效纳入科研人才考核核心指标，允许以技术合同金额、孵化企业估值增长、专利产业化效益等替代部分学术成果要求，对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团队给予职称评审加分、创业扶持基金等政策倾斜，破除“重理论轻应用”导向，扭转“重论文轻应用”评价导向。三是完善成果权属与收益分配体系。允许科研单位自主处置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探索“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赋予科研团队部分成果所有权；收益分配引入动态机制，按研发、转化、风险等环节贡献差异化分配，对早期技术验证平台给予专项补贴，通过税收优惠、股权奖励激励科研人员主导转化。
  （作者周晓阳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智能经济与管理研究室主任；庞博文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朱佳雯系西安交通大学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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