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前谢兹山同志就到了西北，在杨虎城宪兵营当旗官。杜衡叛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谢兹山搞的是特种工作，虽然没有暴露，但也受到怀疑，就回到了上海，我们又到一块了。
  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杨虎城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员到他那里工作。根据党的决定，我和谢兹山二次去西安。临行时，兹山有事晚走，我们两人约好了联络暗号，互相对起了假名，我替他改名“谢华”，他给我改名“徐彬如”（我原名徐文雅）。从此我们两人一直都用这两个名字。
  我从上海走的时候，酝酿在西北建立一个特别支部。我到西安后，打电报给谢华：“赶快回家，主持家务。”与此同时，我还约南京的李木庵来西安。谢华比李木庵晚到，他来西安之后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任书记，我和李木庵管宣传。
  当时西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有一个秘密的救国会组织，还有一个简单的章程。我和谢华到西安后，杨虎城把救国会的工作完全交给我们和韩兆鹗来干。以后，童陆生从上海带回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章程、宣言和传单。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了，它的活动逐步由秘密转为半公开。西北特支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西救”的负责人，这对特支的工作非常方便。
  西北特支除领导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外，还领导了西安以外的两处组织，其中一处就是陕南的一支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陕西警备第二旅在陕南与红军作战时被打败，以后有一营多人留散在镇安、柞水一带打游击，与当地群众关系较好。西北特支成立后，原在宪兵营当兵的共产党员杨文贤（杨江）找金闽生，要求党领导陕南这支队伍。金让杨找到谢华，谢表示承认这支队伍，经特支研究，给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名称，指定何振亚（何继周）为军长，杨文贤为政委，杜瑜华为参谋长。杨文贤先后给特支汇报过二三次工作。最后一次是两个人一块来的，另一个人是谁记不清了。他们走的时候，记得快要发生西安事变了。听汇报的有谢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人。杨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在陕南的工作情况、部队情况，还要枪要钱要给养。那时宪兵营由我们控制着，有经费也有些破枪，就给了他们一些。
  我从上海到西安时，党组织告诉我，以后把我们的关系转到陕北苏区去，到西安后不要再给上海写报告了。中央瓦窑堡会议后，陕北派交通员梁明德到西安，接通了我们和陕北苏区的关系。杨文贤给西北特支写过两个报告，我看过，不知谢华给中央转去了没有。西北特支给中央写有报告，是梁明德带到中央去的。
  梁明德到西安同我们接通关系，紧接着毛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同志到了西安。张文彬来西安后，可能同杨文贤见过面。杨文贤来西安要枪、要东西，张文彬就知道。我们曾向张文彬同志提出，把这支部队的关系交给苏区，他说不要慌，有机会再交。
  西安事变后，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同志从延安飞抵西安。第二天晚上，恩来同志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了西北特支的负责人。是张文彬同志领着我们去的。恩来同志一见面就对张文彬说：“我猜徐彬如是徐文雅，果然没错。”我在大革命时期和在顺直省委工作时曾和恩来同志一起工作过，那时我名徐文雅，想不到时隔多年，恩来同志还记得我。会见中，周恩来同志对西北特支的工作表示很满意，称赞我们群众运动搞得好，嘱咐我们要好好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也要好好宣传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会见后，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以“西救”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介绍“西救”的历史、纲领和活动。党中央除派出代表到西安外，还派出一个红军代表团到西安。红军代表团由叶剑英、罗瑞卿同志负责，我们就把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红军代表团。是谢华交给罗瑞卿的。在给罗瑞卿谈的时候，我也参加了。
  从杨文贤和西北特支接头，杨文贤同杜瑜华到陕南去，杨文贤等在返回陕南途中被误杀，到把这支部队的关系交给红军代表团，都是很清楚的。这是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支革命队伍。
  〔来源：安康党史微信公众号 本文根据一九八二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总第九〇期刊登的《徐彬如回忆录》，及一九八四年徐彬如对刘文彬、黄增政、王兴堂的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徐彬如(1901-1990)，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冯以军 鲁信智

  本文根据一九八二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总第九〇期刊登的《徐彬如回忆录》，及一九八四年徐彬如对刘文彬、黄增政、王兴堂的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徐彬如(1901-1990)，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