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革命历史简要情况

  安康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明末农民起义军、清代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太平军，都曾在秦巴山间、汉水河畔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成立了中共安康特委，次年又成立了中共安康军特支，并于1934年初领导了安康起义，成立了红三十军第一纵队。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曾在这里南征北战，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活动，使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即关心着安康苏区人民的命运。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就“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同志：“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杨：即杨虎城。让出该各县”。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致潘汉年《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的电报中又指出，“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本来大都是苏区”。

  1949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安康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从此，安康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不断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前的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安康各县旅京、津、鄂和西安的一批爱国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及“共进社”等进步社团。1919年5月4日，汉阴籍北京大学学生陈兆枢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行动，为当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这年夏天，汉阴县城关进步师生罢课游行，抗议反动当局，声援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平利、汉阴、安康（现为汉滨区，下同）、白河等县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湖北、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石泉籍北大学生陈雨皋还给家乡寄回党的刊物《向导》。特别是出生于平利县龙门乡、毕业于北京京师农业学堂的廖乾五，1921年即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著名的汉口江岸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1月，作为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同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20多位共产党员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时期廖乾五先后担任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孙中山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小组长等职。1925年1月，任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9月后，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廖乾五和恽代英随第四军移驻江西九江，参加南昌起义前的筹划工作，即有名的“小划子”会议。南昌起义后，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员、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初，廖乾五、周逸群一起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由周恩来、刘伯承、廖乾五、周逸群等为成员的中央特别小组。1930年在湖南军委工作期间，不幸被捕牺牲。廖乾五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早期革命活动家、北伐名将、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是大革命时期陕西省入党早、职位高、影响大、贡献突出、功绩卓著的共产党人。

  大革命时期，安康各县数万农民奋起反抗反动军阀吴新田的武装斗争，遍及汉江南北，坚持长达一年多，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有力地支持了西安围城斗争。

  此时，整个陕南有30余名中共党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但是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后为汪泽楷）有密切联系。1927年10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通过的《陕南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在分析了陕南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况后指出，“（1）十余年来，陕南经过陈树藩、刘存厚、吴新田等军阀不断的盘踞与扰乱，特别是吴新田不惟屠杀农民，即一般民众之言论、集会等自由也全部剥夺，所以，陕南民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曾有过英勇的反抗，死伤农民数千，终以无组织与领导者而失败；（2）陕南多大地主，他们与军阀勾结，一般穷苦农民受封建地主豪绅之压迫特别厉害，所以在我们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很容易号召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3）陕南在地理上与武汉接近，且又多山，农民暴动易与两湖联合，又易与敌人作持久的对抗”。决定成立中共陕南特委，由刘甲三任书记，易厚庵为组织委员，陈俞廷为宣传委员。《大纲》确定陕南“工作分城市与农村两方面。城市先以汉中、安康比较大的城市为中心，取得教育机关，领导学生群众在我们影响之下参加革命斗争。注意文化运动，并组织手工业工人作经济斗争。农村先选择几处重要而便于开展斗争的区域，集中工作，渐次扩大。但城市与农村两方面的工作要互相策应，不可各自为战。”《大纲》还确定，要大力发展党员，开展“农村调查，如大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武装土匪、红枪会、租税苛捐等情形”。“要注意农村宣传与发展”。同时要开展军事工作，“煽惑军队，夺取政权，抗捐、抗税、抗租，在此种斗争中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遇失败则上山抵抗。”刘甲三、陈俞廷回到汉中后，商定先建立各县党组织，再建立特委机关。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遭敌破坏，党员名册落入敌手。陈俞廷等被敌逮捕，易厚庵赴北京燕大复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而脱党。刘甲三也离开陕南，脱离共产党。陕南特委活动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安康未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最突出者为平利籍严汉卿、严焕卿二人。严汉卿（1897—1929），原名严文翰。严焕卿（1904—1931），原名严文煜。二人系叔辈兄弟，均系平利县八仙镇人。“二严”早年曾在北京、西安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二严”于1927年冬回乡开展工作。严焕卿侧重于城市工作，严汉卿侧重于农村工作。1928年1月，平利县市民教育会成立，并办有平民学校等。接着成立县教育促进会，由严焕卿任主席，严汉卿等任委员。“二严”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秋，严汉卿在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任教时，主持成立学生自治会，还组织学生进城游行。在农村向贫苦农民宣传土地改革的主张，深得农民拥护。1929年12月，严汉卿不幸被捕，在平利县城西城外遭枪杀。1930年7月，严焕卿鼓动地方民团团总张亮熙（树恒）成立八大处，严焕卿任政治处主任，控制平利县城。县长吴清源带武装警察逃往竹溪县城。安康地方军阀王光宗占领平利县城后，平利民团瓦解。8月，吴清源返回平利，将严焕卿逮捕押送安康。1931年2月，安绥军张飞生部克复安康，王光宗部在逃往鄂西途中，将严焕卿以“共产党嫌疑”杀害。

  严汉卿、严焕卿虽然遭敌杀害，但是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四川宣汉籍共产党员王维舟准备在川陕鄂交界地区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他们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于1929年初在万源建立了“川东红军游击队”，活动于大巴山南麓，革命烈火正在向北燃烧。

  二、中共安康特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0年11月，中共陕南特委恢复。193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南特委整理安康工作。特委遂派王燮到安康进行工作，但因条件不成熟，安康党的组织未能建立。1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自靖（茂堂）为特派员，到安康以电报局局长身份开展党的工作。李自靖到安康后，同地下共产党员梁布鲁接上关系。梁布鲁是陕十七路军交通处无线电第七队报务员，于前一年随安绥军到安康。李自靖同梁布鲁讨论了成立中共安康特委的问题，因党员人数过少，特委暂未成立。4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共产党员陈子敬（靖波）到安康工作，并指示：安康军阀割据，不断混战，苛捐杂税奇重，老百姓很反感，如果能从敌军中拉出一些人，就能给群众造成很大的影响。1932年5月初，中共安康特委成立，李自靖任书记，陈子敬任组织委员，直属省委领导。

  中共安康特委成立后，以安绥军迫击炮营为重点，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党员，进行革命活动。首先发展该营一连连长袁作舟入党，继又发展三连见习排长詹屏藩、营部书记官李克用、无线电七队练习生赵正璧、军事训练班学员候炳仁等入党。陈子敬等在安绥军开展活动得到安绥军司令部副官长兼迫击炮营营长黎民觉的掩护。陈子敬赴安时与黎同行。1931年黎民觉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陈子敬同狱，与陈有联系。陈向省委汇报过黎在狱中的表现，省委指示陈可让黎做一些工作。袁作舟与黎民觉原是军官学校的同学，特委又通过黎出面向张飞生保荐袁作舟，袁被任命为迫击炮营营附。这就为特委以迫击炮营为基地开展兵运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2年12月，贺龙率领红三军进行“七千里小长征”途经安康时，中共安康特委为配合红军的行动，在城乡秘密撒传单，张贴标语，火烧敌兵站等。李玉田因给红三军传送情报被扣押，张飞生派人搜查安康电报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李自靖。后因查无实据，加之党组织的各方营救，李自靖“讨保”出狱，但被张飞生“驱逐”出境。李自靖、陈子敬相继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经省委批准，于1933年1月撤销中共安康特委，安康的党组织即归中共陕南特委领导。

  三、中共安康军特支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安康起义

  1933年2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给陕南党组织规定了新任务，就是要“把创建汉南新苏区的任务，提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必须清醒的估计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在广大群众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最迅速、最坚决的去动员汉南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强调要对国民党军队士兵做工作，“动员大批同志、群众打入进去，开展士兵工作，团结他们积极建立与发展党在士兵中的支部。有计划、有准备的组织他们的革命兵变”。1933年3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汉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又重申了上述精神。要求“把斗争发展到更高阶段，组织罢工与开展游击战争，有组织有计划的组织士兵的革命哗变，汇合这三种革命力量，走上反帝反国民党创造新苏区的大道”。

  中共陕南特委接受了省委和省委军委的上述指示精神。特委于3月7日在给省委的第二号报告中说：“陕南党把握着这一形势的开展，已经给陕南党提出了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陕南新苏区的政治任务。”为了在安康地区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中共陕南特委派王辛德（建英）为特派员，到安康进行工作。

  5月初，中共安康军特支成立，梁布鲁任书记兼宣传委员，王辛德任组织委员，袁作舟任军事委员。王泰诚入党后任宣传委员。梁布鲁奉命调汉中后，安康军特支书记由王辛德接任。

  根据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的指示精神，安康军特支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安绥军士兵的武装起义上，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领导中共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同时，他们还和安绥军的中级军官开展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他们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

  1934年1月，中共安康军特支报告陕南特委，认为条件已经具备，要求特委批准军特支在安绥军中组织武装起义。陕南特委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认为在安康组织士兵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指示安康军特支暂时不要组织武装起义，继续创造条件，并派张明远到安康巡视工作。后又派陕南特委军委汪锋到安康面达特委的决定。安康军特支接到特委的书面指示后，再次向特委写报告，坚持认为安康组织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要求特委予以批准。特委于2月底收到安康军特支的第二次报告和巡视员的口头汇报后，再次讨论安康军特支的报告，认真分析了安康的形势，仍不同意马上组织武装起义，即起草给安康军特支的指示，但是指示还未草就，汪锋也尚未抵安，安康起义已于2月22日发动并已在紫阳境内失败。

  原来，安绥军司令张飞生率部外出汉阴、石泉，留在安康城关的部队除受党的影响的迫击炮营和特务三连外，仅有一个补充团（实为一个营）。另外，安康城土西门外刘化真人庙在每年正月初八过正会，唱戏放花，军民逛会者众，热闹非凡。安康军特支认为，此时是组织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遂决定2月22日晚（阴历正月初九）发动起义。

  2月22日上午，中共安康军特支在西药王殿召开了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部署起义工作。宣布即日晚9时起义。并约定起义后在西药王殿山下汇合，经紫阳县南黄草梁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义人员以脖颈系红布条为标记。如天黑看不见，就以拍打枪托为联络暗号。军特支书记王辛德在会上散发了红布条。

  会后，迫击炮营三连的党员詹屏藩去动员本连的班长段远和及连部司书张书德参加起义。段、张当面表示愿意参加起义，但当詹离去后，他们即向该连连长张文彬告密。张文彬即到特务三连，要连长杨嵘亭立即采取防范措施。王泰诚发觉张文彬形色异常，即伸手拖住张的武装带，张语无伦次，挣断武装带夺路而逃。王泰诚知事有变，即去特务三连连部对门的《民知时报》社向军特支书记王辛德报告。他俩迅即赶到特务三连，正见三连连长杨嵘亭集合队伍。王泰诚知起义计划已泄密，便急步上前，挥刀将杨嵘亭劈死，号召全连士兵立即举行起义。由于党在这个连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全连士兵即在王泰诚和王辛德的率领下前去攻打安绥军司令部。此时已近下午6时许，比原定起义时间提前3个小时。

  安绥军司令部和特务三连同在一条街，相距不远。起义士兵到达司令部前时，参谋长王肃斋已得到张文彬的报告，急命马弁开枪射击，并关死大门。特务三连的另一部分士兵冲进司令部对门的手枪连连部，缴获了几支枪和一批子弹。正当起义士兵继续攻打司令部时，补充团团长孙鹤年率部前来增援司令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终因敌众我寡，王辛德、王泰诚便率特务三连和手枪连的起义人员，从小北门撤出安康城，溯汉江西去。

  由于叛徒告密，特务三连提前3小时起义，迫使迫击炮营仓促应变起义。袁作舟一面命令詹屏藩带领12名起义士兵去接应攻打司令部的特务三连，一面率领迫击炮营其他起义士兵从水西门出安康城，溯江西去。詹屏藩等13人到沙帽石时，正遇司令部副官李自珍率队在此堵截，不幸全部被俘。詹屏藩当晚殉难，另有10人于2月底英勇就义。

  起义人员汇合西药王殿山下时，共69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纵队政委，王泰诚任纵队游击指挥。号召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汉江流域苏维埃政府。是日晚，红一纵队从西药王殿出发，沿汉江南岸西进。从紫阳县洞河街附近南下。28日清晨，抵达距营盘大梁10华里的任河边乱石子沟。这里三面临河，山势险要，人迹稀少。红一纵队打算过任河，绕开紫阳县南部的大镇毛坝关，经黄草梁，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但当部队到达营盘大梁时，国民党毛坝区区长、民团团长李靖山率区队、民团在此围截。此时红一纵队已连续行军5天6夜，翻越大山10几座，行程600华里，部队极度疲劳。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不顾饥饿，又越过营盘大梁主峰，下到乱石子沟，准备强渡任河。快到渡口时，发现渡口已被敌封锁，部队又掉头返回营盘大梁。此时营盘大梁主峰东西两侧高地已被余贡三、王怀都民团占领，红一纵队被夹在东西高地中间的冉家垭。北边是乱石子沟，沟口渡口已被李靖山控制；西南边是10余里深的枇杷沟，悬崖绝壁，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且出沟则正是李靖山的老巢鲁家坊。红一纵队便迅疾占领冉家垭东南靠主峰大堡的一个小山堡阻击敌人，想拖到天黑以后突围。战斗从上午持续到黄昏，弹药已尽，情势十分危急，红一纵队即分散突围。突围中，王辛德、赵恩普等50余人被俘。王泰诚突围后被余贡三的团丁覃景品杀害。袁作舟下落不明。王辛德被俘后，当夜关押在毛坝街。后由安绥军团长王耀宸派兵从毛坝押解到紫阳被戴上脚镣押解到安康。

  王辛德等被押解到安康后，张飞生亲自酷刑审讯，分两批屠杀。连同已经殉难的王泰诚、詹屏藩和起义时被俘后枪杀的10人等，红一纵队就义殉难的竟达40多人。3月间，王辛德就义时，在赴刑场的沿途，昂首挺胸，高喊“共产党人绝不怕死，怕死不算共产党”，不断高呼“汉江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气概，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陕南特委充分肯定了安康起义烈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特委书记张德生在工作报告中写道：“王建英同志在安康兵变时被捕，牺牲时沿途高呼口号，在刑场上作了几分钟的讲话，给汉中一般同志非常好的影响。”特委的另一份报告，总结了“安康兵变中的盲动路线”的教训。

  安康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1933年7月遭到大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的，震慑了敌人，教育了人民，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是有重要影响和意义的。同时，它对于配合川陕苏区的斗争，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四、红三军路过安康

  红三军是坚持在湖南、湖北两省西部边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部队，总指挥贺龙。1931年3月，时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大批优秀将领。1932年7月，蒋介石军队十万多人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被迫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9月，红三军一万余人，在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洪湖出发，绕豫、陕、川境向湘鄂边转移，史称七千里小长征。这条路线是大革命时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曾向贺龙谈过。11月21日，红三军进入商洛地区。12月2日，红三军经镇安县的茅坪进入旬阳县的洛河，顺着小河川道，于当日下午抵达小河口。夜幕降临，全军在小河口宿营，沿河上下15华里，都住满了红军。第二天，红三军沿河道继续南下，踏上旬阳去安康（今汉滨区，下同）城的山路。当日晚进驻麻坪街。12月4日，红三军大队人马来到汉江边，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安康城东50华里处的汉江北岸艾家河、周家河、二郎滩三个渡口，顺利渡过汉江，随即沿汉江南岸山区继续前进。12月7日来到旬阳七里关、铜钱关一带，这里与平利县和湖北省的竹山、竹溪等县相邻。12月11日，红三军分两路从镇坪竹叶关、鸡心岭入鄂川。

  红三军此次七千里小长征，途径旬阳、安康 、平利、镇坪4县，历时11天，行程800余华里。沿途广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 、“铲除贪官污吏” 、“没收地主和大财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耕种”等口号，震慑敌人，唤起民众。还处决了国民党县政府罚款局长、催税委员、团总、区、乡保长、狗腿子等罪大恶极者29人，没收12户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财产，分给当地穷人。红三军所到之处，地方保安队、民团望风而逃。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公买公卖，深得群众拥护。红三军所做所为，对安康群众的教育和影响很大，第一次接触和认识了穷人自己的队伍，主动为红军做事。他们说，“红军真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五、红三十三军在紫阳县境内的活动

  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为摆脱被动局面，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鄂豫陕三省。11月11日进入商洛，又经关中，于12月初来到城固县小河口，准备在北濒汉水、南依巴山的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派出红十师一个侦察连，东进西乡、石泉、汉阴南山部分地区侦察敌情。侦察连歼灭石泉县熨斗镇、凤阳乡两股地方武装。由于陕南连年遭灾，给养困难，同时获悉四川军阀混战方酣，川北防务空虚，遂决定南渡汉江，进军川北。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开辟川陕苏区。

  此时，王维舟领导的“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占领了通江县，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决定将红军游击队主力转入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接近红军主力前沿地区，扩大农民协会，动员青壮年参加游击队。1933年春，川东红军游击队一个连由四川万源、紫阳北部山区来到紫阳县五马乡沈家坪（今汉阴县漩涡镇）休整。他们发动贫苦农民，于6月上旬建立了安康境内的第一个农会——紫阳县五马乡农民协会（即农村中农民政权机关），由李光新任主席。7月下旬，乡农会还组建了一支红军游击队，由钟国宝任队长，有30多名队员。在红军的领导下，他们在梓龙、上七、塔岭等乡，发动群众打土豪8户，没收粮食2万余斤，衣物数十件，分给150多户贫苦农民。9月，1名红军战士被敌暗杀，红军和当地群众将这名战士安埋立碑。至今，刻有五角星和“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的石碑仍然完好地竖立在紫阳与汉阴两县交界的张家垭。九、十月间，红军游击队离开五马乡，农民协会委员李长义、王喜庆带领新入伍的10余名青年随队入川。1934年夏，由于国民党军的不断“清剿”，农民协会和游击队被迫停止活动。后来，部分农会委员和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巴山游击队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1934年春，由川东红军游击队组建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和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一部，担任反击川陕敌军的“六路围攻”战役中东线万源、紫阳的麻柳坝、毛坝关一带的防御任务。4月，红十二师某部约400余人，在紫阳东木乡七阳河农民的配合下，打垮土匪王三春部。5月，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率主力3个团进驻川陕重镇大竹河，抵御陕西敌军南进。他们曾在麻柳、毛坝的冒火垭、二州亚、银红沟、黄草梁等地，与敌军、民团作战七、八次，三次打进麻柳街。在这前后，紫阳南区有80余名青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其中有后来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冯。这年2月，城口县苏维埃政府第一区紫溪乡苏维埃政府派紫阳藉乡土地粮食委员贺中文、红军女战士王世凤等5人组成土改工作队，回到家乡建立黄草梁土地委员会，由贺中文负责，王世凤和其它3人为委员。土地委员会带领周围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物。1935年3月，主力红军撤离后，土地委员会停止活动。在万源保卫战最紧张时，贺中文、王世凤带领麻柳镇黄草梁翻身农民，为部队运送粮食8000余斤，洋芋3万余斤，草鞋8百余双，补充新战士10余名。

  紫阳人民支援红军，红军不忘紫阳人民。在长征途中，一支曾经到过紫阳的部队吟唱的《北上谣》中写道：“离镇巴，过紫阳，翻过巴山天地梁，为了跟着共产党，又下四川进西康。要抗日，朝北上，救国救民保家乡。”新世纪初，紫阳县补划为革命老区县。

  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各路长征的红军中，有一支部队最先到达陕北，这就是红二十五军。这支不足3000人的部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10个月，跨越5个省，转战万余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并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中央红军从江西根据地出发长征后，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2900名红军健儿，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同志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2月8日，由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进入陕南。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创造新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此后，经实地调查，确定首先在镇安、山阳、旬阳、郧西等4县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宣传和战斗，红二十五军首先横扫了上述4县边界地区的民团，摧毁了地方反动政权，建立起苏维埃基层政权。这样，安康地区（现安康市，下同）旬阳县的双河口、圣驾河等地，成为新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的一部分。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又挥戈西进，连克宁陕和汉中的佛坪两县城，进至洋县华阳镇，又开辟了华阳地区。此后，红二十五军主力便在华阳至鄂豫陕这一带东征西战，打破了敌人的两次“围剿”，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苏维埃政权，使旬阳、宁陕的大片区域成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石泉、安康、汉阴等县北部大片区域成为武装游击区。1935年7月底，根据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红二十五军主力撤出根据地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此时，红二十五军在包括旬阳、宁陕在内的鄂豫陕边已开辟了四块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主力红军扩大到4000余人，发展地方游击武装2000余人。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永坪镇，与陕甘边、陕北红军会师。10月，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

  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之后，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战斗的鄂陕、豫陕特委于1935年9月9日成立鄂豫陕特委（又称“中共陕南特委”），郑位三任书记。10月6日，留下的各路武装组建为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在安康的旬阳、宁陕，汉中的佛坪一带开辟新根据地。12月，红七十四师再克宁陕县城，歼敌300余名。老百姓高兴地唱道：“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紧接着，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宁陕四亩地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宁佛地区工作。从此以后，红七十四师便坚持在旬阳、宁陕、佛坪、镇安、柞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创建了以宁陕县四亩地、东江口、旬阳坝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成立了中共宁佛工委和宁陕县土地委员会，并派出部分武装在汉阴、旬阳、石泉、安康（现汉滨区）等县活动。到1937年4月，鄂豫陕特委遵照党中央指示，率红七十四师撤离陕南，原仅700余人的红七十四师已发展到2100多人。

  安康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之一。在进行长征的主力红军中，红二十五军在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旬阳、宁陕、汉阴、汉滨区、石泉等地，是这块根据地和周边游击区的重要区域。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旬阳、宁陕、汉滨区、石泉、紫阳、汉阴六县区为革命老根据地。

  七、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

  在包括安康在内的陕南人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参加工农红军的同时，还诞生了安康贡献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一支革命武装——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她的前身，是由国民党军陕警二旅中沈玺亭团几次起义的人员相继会合组成，以何振亚部为基础的陕南游击纵队。何振亚，原名何继周，汉阴县龙王乡（今属宁陕县）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起义前，何振亚曾受“九一八”事变和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定影响，自发地组织了秘密的“抗日救国赤卫团”，提出了抗日救国、投奔红军等八条宗旨，为武装起义走上革命道路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最终促成起义的直接原因，则是在受命围剿红二十五军过程中对红军的接触、了解，以及亲身经历的连连失败。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刚到陕南立足，蒋介石便急调第四十一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和第四十四师一三O旅三个团开入陕南，配合陕军一二六旅、陕警第二旅、警卫团等部，发起了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依靠刚刚开辟的郧（西）旬（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根据地，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先经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重创陕军一二六旅，又经石塔寺伏击战，毙、伤旅长张飞生以下200余人，俘400余人。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完成了鄂豫陕根据地的开辟，成立了鄂豫陕边区及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37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武装2000余人。此后，红二十五军又经奔袭紫荆关、袁家沟伏击、北出终南山等战，不仅全歼警一旅，重创敌军四十四师，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而且直逼西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西北的老巢。这一个接着一个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官兵，加之红二十五军在战斗中认真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发布并广泛宣传《告国民党士兵书》，从而使一部分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官兵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进一步增加了杨虎城部队对红军的认识。红二十五军的重大影响和他们的抗日救国的热情相撞击，终于使张子新、王展等在1935年冬率先举起义旗，带一排人起义。接着，何振亚率一连之众再度起义。几次起义的武装汇合成陕南游击纵队。他们在秦巴山区的宁陕、汉阴、石泉、安康、紫阳、镇安、柞水等县的广大山区进行活动，并学着红军的样子，模仿红军的做法，翻写红军的标语，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救济贫苦农民的游击活动，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队伍发展到500余人，编为5个中队。1936年5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要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在党的手中，遂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何振亚部工作。6月初，杨江等人到达东镇，何振亚、徐海山等表示接受党的领导。从此，这支部队开始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8月上旬，杨江到西安汇报工作返回部队时，中共西北特支增派的杜超（中共党员）等一批干部随行，还带回西北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信。杨江把信交给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信中说明即将成立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党领导的部队，请其给予支持和帮助。郑位三等热情接待了杨江，并将缴获的二万多元邮票送给杨江，支援抗日第一军。杨江向何振亚等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并以“西北各届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委，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作。

  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解放后划归安康县）刘家大院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宣布以下决定：一、部队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二、何振亚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兼宣传科长，杨江任组织科长（为便于工作，将政委改为组织科长），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东山任供给处处长。三、军下编4个支队和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任命刘炎德为第一支队队长，杜瑜华兼任指导员；张孝德任第三支队队长，杨江兼任指导员；苟树林任第五支队队长，沈敏兼任指导员；晏盛明任第七支队队长；张英才任特务队队长；赵宏勋任侦察队队长；杜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指导员；四、军内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江、沈敏、何振亚、杜瑜华、徐海山为常委。会上还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

  此时，陕南革命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第一军针对敌四十四军以两个主力团的围追堵截，以及安康、汉阴、石泉、旬阳、宁陕、镇安、柞水等县保安团队的联防“驻剿”这一新特点，采取“有利则打，无利则走”的游击战术，在安康、汉阴、石泉、镇安、宁陕等县交界山区与敌周旋，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9月初，部队在石泉毛坝场与敌四十九师工兵营和地方保安队打了一场遭遇战。战斗中，一支队队长刘炎德等3人牺牲，参谋长杜瑜华负伤。10月中旬，部队在汉阴、安康（现汉滨区）交界山区进行休整期间，沈启贤、李传民带警二旅四团四连起义人员30余人与抗日第一军在龙王沟（今属宁陕县）会合。沈启贤是汉阴县双乳乡人，解放后曾任空军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发挥沈启贤与何振亚旧交的作用，杜瑜华自卸军参谋长职务，改任组织科长（原组织科长杨江赴西安汇报工作），推荐沈启贤任军参谋长。

  10月15日，部队重返安康县东镇。次日突遭敌四十军一个团的袭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指导员杜超不幸被捕牺牲。此后，部队先后在马坪乡、双河、镇安的杨泗庙、涧池，以及洋县、佛坪等地进行过多次战斗。11月下旬，部队驻宁陕东江口休整。11月30日，杨江带领中共西北特支派来部队工作的干部商映云、张洪飞（均系共产党员）等9人，携带电台、武器弹药等部队急需用品，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抵达东江口，不料被抗捐军宋登贤部劫持到蚂蝗沟，于12月1日凌晨误杀。数日后，红七十四师和抗日第一军的领导人赶到沙沟严肃惩处了宋部的肇事者，妥善处理了善后工作。杨江，原名杨文贤，蓝田县小寨乡岱峪村人。1931年入杨虎城部当兵，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工作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杨江等同志的不幸遇难，使刚刚成立不久的抗日第一军受到很大损失。1984年12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杨江为革命烈士。

  杨江等同志遇难后，抗日第一军再派杜瑜华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12月初，部队在铁炉坝稍事休整后，南下汉阴北山开展活动。部队由500人扩大到900余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到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北各届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于12月20日在介绍“西救会”活动情况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民众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1936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为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名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赶往潼关。

  此时，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尚不知“西安事变”发生，正集结在双庙子，准备攻打汉阴县城。红七十四师派手枪班送来中共中央代表的命令，何振亚等立即率领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1200余人，挥师北上。1937年2月初抵达长安县子午口。杜瑜华、沈敏从西安返回部队，传达上级新的命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第一军归红十五军团领导。部队星夜疾进，至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3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由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8月，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团，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八、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是中共陕西省委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于1938年3月领导建立的。以安康县为中心，扩大到旬阳、石泉、岚皋、宁陕、汉阴、平利、白河、紫阳等县。

  193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刘湘卿）到安康工作。王力随国民党陕西省警备第一旅到安康，领导该旅中共党的工作，并以发行报刊为掩护，在兴安师范学校（今安康师范学校）学生中开展建党活动。3月，首先发展刘文彬、李开藩、刘华等同志入党，建立了中共兴安师范学校支部，王力任书记。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党员发展到50多名。经省委批准，6月中旬成立了中共陕西省东南工作委员会，王力任书记，刘文彬任宣传委员，刘华任组织委员，李开藩任秘书。

  1938年7月初，省委调刘文彬、李开藩到省委干训班学习。王力和刘华到安康县（现汉滨区）恒口和汉阴县蒲溪一带开展工作，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恒口支部。并派程波涛到平利、旬阳、白河等县工作，建立了旬阳县党支部。10月底，王力到汉阴工作，被叛徒出卖，险遭逮捕，遂返回省委。陕东南工委停止活动。

  1938年12月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安康地委，由刘文彬任书记，李开藩、刘华为委员。12月上旬，刘文彬、李开藩在返安途中，先后建立了中共宁陕县四亩地支部、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安康县委。

  1939年2月，刘华、刘文彬在岚皋县佐龙李开藩家，召开第一次地委会议。会后先后建立了中共旬阳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岚皋县工作委员会以及安康中学支部。截至1939年底，地委下辖一个县委、三个县工委、一个直属党支部。宁陕、汉阴、紫阳、平利、白河县都有党员活动。

  1940年2月初，刘文彬、刘华到佐龙李开藩家，召开第二次地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并将地委机关设在紫阳县芭蕉口。刘文彬等共产党员在芭蕉口小学执教，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发展党的组织。5月13日，国民党当局派人到芭蕉小学抓人，制造芭蕉口事件，刘文彬、刘华离安返回省委。7月，省委撤销安康地委。

  安康地区党的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抗日武装，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为党培训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教育和鼓舞了安康人民。

  安康地委机关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安康、旬阳、石泉等县共产党员，仍坚持地下斗争，直到全区解放。

  九、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叫嚣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地处豫鄂边境的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

  从1946年1月起，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调集30万兵力，构筑6000余座碉堡，包围中原解放区。6月中旬，蒋介石任命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妄图于7月1日发起总攻击，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兵力。毛泽东主席在6月23日及时复电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对我中原军区发动攻击，当晚，我中原部队按照党中央批准的计划，分南北东三路向西、向东突围。其中北路突围部队（又称“右路军”）共15000余人，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又以坚韧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转战到陕南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围歼我中原解放军的恶毒计划，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在中原部队进行突围战役的过程中，党中央于7月15日电示中原局，鼓励他们在敌后建立根据地。7月22日，中央再次通报了陕南游击队的活动地域，指出“上述地区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在配合华北的斗争上，以及对于你们在鄂豫陕川甘边创造新根据地，陕南地位是很重要的”。

  根据中央新的战略部署，中原局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依靠巩（德芳）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10余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8月3日，中原局部署了创造豫鄂陕边区民主根据地，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问题，初步划分了三个分区。其中以王震所率三五九旅，分散于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地区作为一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委；以黄林所率河南军区部队、中原部队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两个大队活动于西荆公路以北、陇海路以南，作为二分区，巩德芳为司令员，黄林任政委；以汉水以北，丹江以南为三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政委。为策应豫鄂陕根据地的创立，中央采取了重大战略部署，各方面都给予了积极配合。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央指示率部向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占领铁路线300余里，迫使刘峙将豫南、豫西和陕南一部分敌军调往开封。9月1日，中原局对豫鄂陕边区各分区所辖地境和干部配备重新作了部署。18日，奉中央命令到陕南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的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到达中原局。22日，中原军区奉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为政委，陈先瑞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方正平为副政委，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豫鄂陕军区正式成立。2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在丹凤县大岭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区党委正式成立，汪锋任书记，文建武、陈先瑞等同志为委员。李先念在会上还宣布了豫鄂陕边区各分区的区域与干部配备。至十月底，边区已建立了四个地委和军分区，建立了郧山、山阳、镇郧旬等18个县委（工委）或县政府（或办事处），数十个区乡党委和政府。

  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诞生，以及全边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初步发展，标志着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根据地的正式创立。其中辖安康境内汉江以北的宁陕、旬阳、汉阴、石泉、安康（现汉滨区）等县。在反“清剿”斗争中，根据地得到了发展，9月下旬，在柞水、宁陕以西建立了第五分区，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王海山任司令员。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豫鄂陕行政公署，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文，任命汪锋兼任行政公署主任。同时还在我军控制的地区又建立了中共蓝洛、东江口县（工）委和县政府。至此，边区成立的县增加到21个。根据中央的安排，李先念、任质斌、郑位三和陈少敏分别回到延安。100多万人的豫鄂陕根据地就交给了汪锋等同志。汪锋同志就任边区党委书记后，即领导军民在缺粮少衣的严冬威胁下，粉碎了敌人对边区的第一次“清剿”。1947年1月，汪锋、文建武奉命率野战纵队东进。为适应野战纵队东进准备北渡黄河的形势，豫鄂陕边区党委于1947年2月5日成立 了中共陕南工委及陕南指挥部。根据地军民在陕南工委领导下，坚持与敌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我军兵力大为增强，后方已得到巩固，因此转入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汪锋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委，陈先瑞为三十八军副军长。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至此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从中央指示中原局“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1946年7月15日起，到豫鄂陕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的1947年7月25日止，正式存在了1年之久。当时辖区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200万，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五个分区、二十四个县、五十五个区、一百多个乡政权。其中辖安康地区汉江以北的宁陕、石泉、汉阴、安康、旬阳县。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地的军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安康全境解放

  安康全境解放，是从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部队胜利突围到陕南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进军安康，至1950年1月镇坪县第二次解放，经历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解放区、反复争夺的艰苦曲折斗争过程，历时3年零7个月。其间，中原解放军南北两路突围部队在汉江南北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游击战争，一度解放了镇坪县和宁陕县江口地区；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陕西边界工委在白河等地区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兵团四纵队十二旅解放了上关、白河、旬阳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和安康、商洛军分区解放了安康地区全境。

  1946年7月，突围到鄂西北的中原局所属江汉军区机关、警卫团和第三团，在司令员罗厚福、政委文敏生、独立旅旅长张秀龙率领下，转移到鄂陕川边界进行游击活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入巴山，占领通、南、巴及川东北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指示，7月28日警卫团在湖北省竹溪县的百人沟、竹叶关突破国民党地方武装防线，进入陕南。30日下午，攻克了牛头店，解放了安康地区的第一座县城——镇坪县城。

  1946年8月27日，南路突围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湖北房县建立了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和鄂西北军区、鄂西北行政公署。下设5个分区，分别建立地委、军分区和专员公署领导机关。按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将安康地区的白河、平利、镇坪县和湖北省的房县、竹山、竹溪等县划为一分区。中共鄂西北一分区地委在安康地区内建立了中共白（河）竹（溪）平（利）中心县委和白竹平指挥部。还在陕鄂边界建立了郧（阳）竹（山）白（河）县办事处。

  1946年8月2日，进入陕南的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创建豫鄂陕边区民主根据地，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8月3日，中原局决定将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地区作为一分区，由王震所率三五九旅在此创建根据地。由于国民党调集20个团的兵力，不断对我军“追剿”，使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三五九旅为吸引胡宗南主力的追击，以减轻中原局和军区机关的压力，在袭占镇安县城后率部西进，于8月7日分两路由镇安县挺进宁陕县。

  在中原军区部队西进途中，国民党当局不断派飞机撒传单，要求中原部队派代表与其谈判。为表示我军诚意，中原局派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毛楚雄（中原军区干部）三同志为中原解放军谈判代表。张文津一行于8月7日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被驻守该镇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扣押。经胡宗南电准，于8月10日将张文津等同志杀害。

  王震率部在宁陕县南部摆脱敌人的“追剿”，于8月11日从石泉县两河口渡过汶水河，进入洋县境内。副旅长徐国贤率部取道宁陕县北部，于8月11日在林口子突破敌人防线，进入周至县境内。后经中央批准，三五九旅于9月17日回到延安。

  鉴于王震部西进，中原局对一分区干部作了调整，于8月8日在镇安县建立了中共镇（安）郧（西）旬（阳）工作委员会、镇郧旬支队和镇旬游击大队，在安康、旬阳等地，建立基层政权。8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奉中央命令，到陕南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9月2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豫鄂陕军区和豫鄂陕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统一领导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突围到鄂西北的二纵队十五旅的两个团，奉中央指示调入陕南。9月18日至19日，十五旅的两个团在旅长王海山率领下，从湖北房县出发，经白河县冷水渡过汉江，进入豫鄂陕边区。按照9月1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在柞水、镇安、佛坪、宁陕四县之间，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中共豫鄂陕区委决定，以宁陕县东江口为中心建立第五分区，自西安、柞水、镇安、旬阳之线以西，汉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川陕公路以东为其管辖区域。10月上旬，王海山率部经安康县（现汉滨区）马坪、汉阴县铁炉坝（今属宁陕县），到达宁陕县。10月15日，解放宁陕县东江口地区，建立了中共东江口中心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大队。

  在这期间，国民党曾调集5万兵力，对豫鄂陕边区进行“清剿”。我军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清剿”。

  1947年夏，全国解放战争处在大转折的前夜。毛泽东提出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指示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策应刘邓大军和陕北，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从此，安康地区进入获得全面解放的新阶段。

  1947年8月22日，陈赓司令员、谢富治政委率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9月下旬，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率四纵队十二旅，副军长陈先瑞率领三十八军十七师，刘庚、孙光率陕南独立团，分三路向陕南进军。10月下旬，中共豫鄂陕前委命令组建了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和专员公署、军分区。11月10日，四纵队十二旅渡过丹江解放了湖北省的郧西、郧县和陕西的山阳、镇安等县。11月15日，在旬阳、郧西、山阳三县结合部设立上关县，建立中共上关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王直扶任县委书记，宋景先任县长。辖区包括旬阳县的蜀河、双河。1948年1月，建立了豫鄂陕边区中共第四地委、第四专员公署和第四军分区，上关县属其管辖。

  1948年3月下旬，十二旅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和郧白独立团、上关独立团发动旬（阳）白（河）战役，激战两天，歼敌1700余人，于4月1日解放白河县城，建立中共白河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张坎任县委书记，刘华任县长。紧接着又于4月13日解放旬阳县城，建立中共旬阳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宋静卿任县委书记，姜含勋任县长。5月2日，十二旅奉命东返撤离旬阳县城，参加宛西（南阳西部）战役，旬阳县委、县政府遂撤销。6月7日中共陕南区委、陕南区行政公署和陕南军区在湖北郧县成立，下辖第二、第四地委。8月21日，国民党六十九军占领白河县城，中共白河县委率干部转移至湖北郧西坚持斗争。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月1日，奉中原军区命令，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刘金轩任军长），辖五十五（符先辉任师长）、五十七师（张复振任师长）。5月11日，奉刘、邓电示，为策应关中战场，十九军从湖北郧阳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西进作战。出发前，据中原局和华中局决定，在湖北郧县建立了安康地、县（市）党政军领导机关，配备了干部。5月12日，中共安康地委、安康分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唐方雷任地委书记，王廷佐任专员。5月23日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安康军分区，谭友夫任司令员。同时建立旬阳、平利、岚皋、安康、汉阴、紫阳、石泉、宁陕、镇坪县和安康市党政领导机关，并将两郧地委管辖的白河县划归安康地委领导。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为了掩护其主力在关中的安全，保住入川退路，将安康列为战略重点。陕南前线的军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和安康军分区部队，于5月23日发起白（河）竹（溪）平（利）战役。中共安康地委、专员公署机关随军到达平利，开展支前工作。25日收复白河县城，打破了国民党在安康的第一道防线。5月30日，五十七师解放竹溪县城。5月31日，五十五师解放平利县城。6月6日，十九军奉命撤离平利县城，驻湖北竹溪休整。安康地委机关、专员公署机关驻竹溪县塔儿湾。7月10日，十九军为配合第一野战军发起的扶（凤）眉（县）战役，向陕鄂边界关垭子三个师的守敌进攻，生俘敌一四四师师长符树蓬以下1360余人，打死打伤敌四三团团长李定郧以下800余人，收复平利县城。

  7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继续西进，直抵安康城东南牛蹄岭。23日，十九军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发起牛蹄岭战斗，安康地委机关、专员公署进驻黄洋河畔。经过19次反复争夺，24日晚，我军攻进安康新城和老城西关。此役，毙敌2000余人，俘敌550余人，我军1300余人为解放安康捐躯。牛蹄岭战斗后，为配合全国解放形势，十九军奉命撤离安康，移驻平利、旬阳休整待命。安康地委机关、专员公署于8月4日进驻白河县裴家河。

  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分别在平利、旬阳举行誓师授旗大会，提出“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的口号，分南北两路开始第二次西进。南路五十五师11月26日从平利出发，于28日解放岚皋县城，30日下午解放紫阳县城。北路五十七师11月25日从旬阳蜀河镇出发，26日到达旬阳县城，国民党自卫团团长段西屏率部1200余人起义，旬阳县城和平解放。27日，国民党安康县县长兼自卫团团长鲁秦侠率部2200余人起义，安康和平解放。28日，陕南军区司令员、十九军军长刘金轩，陕南区党委第二书记、十九军政委汪锋率部进入安康县城。中共安康地委、专员公署和军分区同时进入安康城。29日，五十七师进军汉阴县，在铁岭关、梅子铺与国民党王凌云部激战，俘敌支队司令王英明以下400余人，汉阴县自卫团宣布投诚，汉阴县城和平解放。30日下午包围石泉县城，守敌南逃，石泉解放。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独立五团，进军宁陕县。5日守敌南逃，宁陕县解放。

  1950年1月7日，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从岚皋出发，平利独立营从平利出发，向镇坪进军。11日，两支部队同时到达镇坪县城，守敌逃往四川，镇坪县第二次解放。至此，安康全区乃至全省各县彻底获得解放。

  在解放安康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各级干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乃至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为解放安康而牺牲的革命烈士1300余名，他们之中有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中原军区干部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儿、毛泽覃之子），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四团政委洪九畴（平利县人），保卫科科长张炳文，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营教导员孙炳南，江汉军区警卫团三营营长冯真、一营营长秦锦堂；中共陕西边界工委委员纪大才、黄伯勋；第十九军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副团长孟俊岐，安康军分区（独七团）营长杨辉贵，以及战斗英雄吴成周、五十五师一六四团营长李小月、五十七师一七一团营教导员程国策，五十七师一七团副营长陈永山；鄂西北一地委书记张谦光、上关县委书记王直扶、白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晏平等。